第一章 蓝色长袍上宫殿（第5/53页）

中国人认为，凡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国使节，无不是代表附属国来进贡和称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六年受英国皇室委派，到中国来协商相互通商的条件。他的船队刚从天津进入通往北京的运河，船头上就被中国官员强行树起一面“英国贡船”的旗帜。船队到达北京之后，特使被通知，朝见中国皇帝时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下跪，马戛尔尼争取再三，才勉强获准按照英国人见英国皇帝的礼节单膝弯曲，原因是：“朝廷固确认英吉利为海外朝贡国之一，此次使节，直为叩祝万寿而来，得瞻天威，已属蛮服陪臣之大幸。特以荒远不识天朝礼制，妄行乞请，无足深责。”英国人虽因“蛮荒”而不懂礼仪，但不远万里前来臣服进贡，于是，即使不双膝跪地，皇恩浩荡也可免罪了。但是，英国人还是被中国皇帝的排场吓坏了。陈康祺《郎歉记闻》中记载道：“乾隆癸丑西洋英咭利国使，当引对自陈，不习拜跪，强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觉双跪俯伏。故管侍御韫山堂诗有‘一到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之句。”英国人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在了中华帝国金碧辉煌的皇宫大殿上。（《外交小史》：《英使觐见清高宗行叩头礼》。《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75页。）

时间仅仅过去了107年，法国医生多德福不但被容许给帝国的皇帝“体检”，而且还亲手脱掉了帝国皇帝的衣服。这一事件因其荒唐地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而成为迄今为止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外来势力如此强横粗暴地干涉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公开侮辱一个国家的现政权以及它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会招致最强烈的抗议，招致使用战争这种人类为了雪耻而发明的极端手段之外，几乎别无其他的结果——在国际关系史上，几乎所有发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血腥的、残酷的和悲惨的事件，究其发生的最初始因和发展的基本原由，无不源于一个词汇：尊严。况且，中国人历来是格外看重“尊严”的。对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来讲，无论是属于祖宗的过去、属于自己的现在，还是属于子孙的将来，在所有光阴岁月中的所有苦难屈辱中，再没有什么比“丢面子”更令中国人以为是严重的事件了。

1840年和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开始对中国人将他们称之为“夷”不再忍气吞声，洋人有胆量要求中国人对他们放尊重一点了。于是，1860年，在洋枪洋炮的威胁下，洋人逼迫大清帝国的官员与他们签订意在维护洋人在华利益的条约的时候，将禁止中国人使用“夷”这个字迫不及待地、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南京条约》中——特别为一个字的使用而制定一条专门的外交条款，这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中为罕见的一例。于是帝国政府被逼无奈而改口，通告全国在外交公文来往中一律使用“洋人”这个词。

“洋人”这个中文词汇的字面含义是：从海洋上漂流而来的人。这本是一个典型的中性词汇。洋人以为用白纸黑字形成双方签订的外交文件就可以得到尊严了，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民族性情。因为洋人们越对这个字眼敏感而计较，反而越能让中国人感觉良好。于是，在大臣们给朝廷的奏折中，在帝国臣民百姓的言语中，不但原来称呼洋人为“夷”的中国人依旧用“夷”字，原来对洋人不使用“夷”字的中国人也改称“夷”了，而且无论含义还是口气里，一律添加了一层深深的鄙视和恶狠狠。当然，还有一点儿我说了你也听不见的狡狯的乐趣。

中国人终于见识了洋人。自1840年虎门水域外的几艘英国舰船向中国开了炮，这个古老帝国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了。都说西方势力企图占领中华帝国的市场，破坏了这个帝国古老的手工业，其实并没能完全破坏。马克思把棉纱的输入当做帝国主义资本侵略的发端，但是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帝国里，洋人输入的棉纱根本没有市场，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穿不起细洋布。在光线昏暗的房舍里，在阳光灿烂的场院上，中国百姓自己造的木制纺车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依旧在吱呀吱呀地旋转不停。随着炮舰来到中国的英国商人兴奋地给国内的供货商写信，说只要每一个中国人拥有一套睡袍，每一户中国家庭拥有一套用餐的刀叉和一架钢琴，这个市场就足以让所有的英国人过上女皇般的生活。但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很快就给了英国商人以绝望的打击，原因很简单：绝大部分中国人睡觉时不穿什么衣服，吃饭时也不讲究使用什么餐具把食物送到嘴里。至于钢琴，即便中国有人有幸看见过这个洋东西，也不过认为与普通桌子的功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被什么风暴轻易颠覆的国家，中国人不是一个容易被其他文化影响的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