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第4/24页）

安德罗波夫希望刺激一下死气沉沉的苏联官场与社会。然而，勃列日涅夫反对彻底地改弦更张。这位总书记颠来倒去地念着缓和的祷文，希望有朝一日美国也会投桃报李。政治局有许多人希望里根回到“现实”中来，与苏联合作。勃列日涅夫希望用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安抚一下西方的公众舆论，便在1982年6月发表讲话，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很快，乌斯季诺夫也公开宣布，苏联“并不指望在核战争中取得胜利”。这实际上等于是放弃了20世纪60年代进攻性的军事原则。

1982年11月10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睡梦中去世了。苏共政治局几乎立即就宣布，由68岁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担任新的苏联领导人。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首次避免发生此前那种接连使之受到严重破坏的阴谋和权力斗争。冷战的紧张局势肯定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还有一点，即，这位克格勃领导人得到了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的全力支持。只是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可悲的是，他此时已是肾病晚期。

安德罗波夫对里根始终怀有疑心。当里根给勃列日涅夫去了一封亲笔信，建议讨论核裁军问题时，安德罗波夫和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三驾马车”中的其他人都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姿态而未予理睬。在此期间，美苏关系又一次陷入低谷。1983年3月8日，美国总统放弃了先前历届政府惯用的辞令——至少在公开场合不会去挑战苏联政权的合法性——说苏联是“邪恶帝国”。1983年3月23日，里根又扔出了一颗炸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SDI），目的是让所有核武器都“不起作用而作废”。对苏联军方和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来说，这听上去就是要让苏联的所有弹道导弹失效并无法招架住美国的第一波打击。与里根的“邪恶帝国”演讲以及“战略防御计划”相比，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更是加重了安德罗波夫的不安全感。1983年4～5月份，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一次大规模演习中，对苏联的海上监视与预警系统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刺探。美国人还模拟攻击了载有核导弹的苏联战略潜艇。克里姆林宫针锋相对，在世界各地举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军事演习，包括就各种战略核力量的动员与合作而进行的首次全面演习。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年，RYAN行动也是势头不减；所有在国外的克格勃特工人员都接受了“长期的行动任务，刺探北约对苏实施核弹攻击的准备情况”。

里根政府的一些资深成员事后把该计划视为苏联行为随后发生变化的根源。中情局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对苏联政军领导层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把“开支巨大的新军备竞赛”的前景摆在了他们面前，而且在展开竞赛的领域，“苏联几乎无望进行有效的竞争”。盖茨相信，“战略防御计划”甚至让苏联领导层中的某些保守分子也确信，“苏联必须进行重大的内部变革”。实际上，苏联反击的雄心要大得多。政界和军界并没有觉得要大难临头。由物理学家叶夫根尼·韦利霍夫（Evgeny Velikhov）领导的，由科学家和专家组成的军控谈判小组得出的结论是，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很可能并不需要立即采取反制措施。但是这一结论并没有结束争论。苏联军方意识到，从长远来看，“战略防御计划”可以推动新军事技术的发展。乌斯季诺夫对“战略防御计划”非常感兴趣。他与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Anatoly Alexandrov）一起，启动了一项长期计划，回应里根的挑战。在军工综合体内部也有一些人，包括格尔什·布德克尔（Gersh Budker）院士和导弹设计师弗拉基米尔·切洛梅（Vladimir Chelomei），拿出了几种苏联版“战略防御计划”的方案。

里根政府在向国会兜售“战略防御计划”时的理由是，该计划在两年内就会迫使苏联人按照美国人的条件开始核裁军谈判。不过，事态的发展在一开始却完全相反。安德罗波夫上任没几天就发起了反腐败运动，目的是整肃纪律和保持爱国主义的警惕。而且他还对苏联国内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外国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散布各种各样小道消息和谣言的人”，提出了“最后警告”——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这项展示强硬与警惕的政策在精英与民众中激起了广泛的积极回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后来说他不赞成安德罗波夫的强硬路线，但在1983年的时候，他对此可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军方、克格勃官员以及许多外交人员都支持安德罗波夫的运动。若干年之后还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甚至很可能是大多数俄罗斯人，在回想起安德罗波夫时依然带有敬意和怀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