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3/21页）

当斯大林12月份在莫斯科接见拜恩斯时，他待之如贵宾。美方的让步（在日本成立同盟国管制委员会）达不到他的要求。可他仍然需要拜恩斯的合作，以便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以及在与德国及其前卫星国的和约问题上能有个好的结果。拜恩斯没想打原子弹这张牌，没有与英国人串通一气，也没有针对苏联人在伊朗北部的分离主义冒险活动向他们施压。总的来说，双方按照斯大林自以为是自己强项的互谅互让的方式进行了谈判，包括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特许权。

对于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举行的那些受到操纵的选举，拜恩斯也表示认可，以换取对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稍作调整和克里姆林宫会尊重政治“自由”及反对派权利的公开承诺。斯大林立即打电话给索菲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告诉他挑选“一些反对派代表”，并把一些“不重要的部门”交给他们。之后，据哈里曼说，“俄国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而且在那以后，在其他许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变得容易了”。

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关联外交（diplomacy of linkage）是成功的。1946年1月7日，斯大林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各位领导人分享了他对胜利的喜悦。斯大林宣称：“你们的反对派可以见鬼去了！他们过去抵制选举。现在三大国承认了这些选举。”他认为，对于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逮捕反对派领袖，西方列强也许非常不满，但“他们不敢”怪罪苏联。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顿（Fulton）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警告美国说：现在整个东欧都处于“铁幕”的背后，受到莫斯科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在这之后，斯大林在巴尔干地区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丘吉尔呼吁美英联手制衡苏联，这让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犹豫了，但斯大林意识到这种情况后就不断地向他们施压。他批评季米特洛夫谨小慎微，命令他立即除掉反对派。

对于苏联势力范围中的其他欧洲国家，斯大林是比较慎重的。芬兰尽管是苏联的邻国，却设法逃脱了苏联化的绞索。1945年10月，斯大林在与芬兰代表团的会谈中声称：据测算，苏联的对芬政策是很慷慨的。他说：“我们对邻国好，它们也会对我们好。”这种“慷慨”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斯大林的副手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向芬兰索取战争赔偿（以原材料形式）时是锱铢必较的。斯大林还故技重演，喜欢装作苏联仍然关心英美在波兰问题上的感受的样子。他一再劝告受其庇护的波兰共产党，“不要违反”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他告诉他们要容忍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即便他称其为“英国人的傀儡”。然而，当波兰人提到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让反对派欢欣鼓舞并期待“西方国家”来解放时，斯大林自信地说，美国和英国不准备与苏联翻脸。“它们想恫吓我们，但如果我们不去理睬，慢慢地，它们就不会制造噪声了。”

斯大林与美国“原子外交”的斗争并不限于中欧，它还延伸到远东。10月，克里姆林宫对国民党的态度转向强硬，并开始支持中国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中国历史学家认为这跟美国在伦敦会议上拒绝让苏联在日本事务中发挥作用有关。其实，它属于斯大林对拜恩斯“原子外交”回应的一部分。当斯大林9月底接到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东北登陆以帮助国民党的时候，他被激怒了。在他看来，这预示着实力天平的改变，对苏联在东北亚的长期影响力构成了威胁。克里姆林宫试图再次利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东北的存在来抗衡国民政府。

11月底，杜鲁门把著名的军方领导人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作为外交特使派往中国，为国民党打气，反对苏联人与中国共产党。然而，就在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时候，斯大林已经转变了策略，从“坚定政策”改为寻求妥协。中国东北的苏联代表开始与国民党官员合作。跟在欧洲一样，斯大林在远东也想向美国人发出信号：他准备重返雅尔塔框架。因为斯大林知道，苏军很快就必须离开中国东北。但在此期间，对这个关键地区的争夺还在继续。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中华民国的领导人蒋介石也想回到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业已达成的理解。这次他派往莫斯科的不是亲美的宋子文博士，而是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是在苏联长大的，而且还曾经是苏共党员。

莫斯科带着怀疑接待了这位使者。外交部副部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在他给领导的备忘录中写道，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搞平衡”。这不符合苏联不让美国染指中国东北的目标。“我们除掉了我们边界上的日本邻居，我们不能再让中国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展其经济政治影响的舞台。”洛佐夫斯基建议，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美国对华北的经济渗透。哪怕是斯大林本人也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