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二）（第3/3页）
纽约卡内基基金会为我在俄罗斯、格鲁吉亚和美国的研究提供了经费。在我不同阶段的工作中，乔基恩·劳弗（Jochen Laufer）、迈克尔·莱姆基（Michael Lemke）、迈克尔·苏曼（Michael Thumann）、盖尔·伦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奥拉夫·尼乔尔斯塔德（Olav Njolstad）、萨巴·贝克斯（Csaba Bekes）、阿尔弗雷德·里伯（Alfred Rieber）、伊斯特万·里夫（Istvan Rev）、利奥波德·纳蒂（Leopoldo Nuti）、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爱丽娜·阿佳萝西（Elena AgaRossi）和西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为我提供了在德国、挪威、匈牙利和意大利从事研究的机会和经费。最近，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Collegium Budapest）和卢卡制度、市场与技术高等研究院（La Scuola di Alti Studi IMT di Lucca）以及罗马的路易斯大学（Luiss Guido Carli University），为我最后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极好的环境与支持。
我要向读过全部或部分原稿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和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读过几稿，每次都敦促我把它写得更加清晰、简洁。拉尔夫·杨、鲍勃·温特穆特（Bob Wintermute）和尤塔·克雷斯－雷纳（Uta Kresse-Raina）作为最初的读者，都提供过宝贵的意见。杰弗里·布鲁克斯、威廉·沃尔弗斯、大卫·法伯、理查德·伊莫曼、佩特拉·戈德、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霍华德·斯波德克和大卫·齐尔勒（David Zierler）对不同的部分和章节作了评论。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的恰克·格伦奇（Chuck Grench）和帕芙拉·沃尔德（Paula Wald）在各方面都给予了耐心的帮助。
从事写作与研究需要独处，也需要亲人的不懈支持。我的妻子爱丽娜、我的孩子安德烈和米莎以及我的父母，柳德米拉和马丁·祖博克，成了我最重要的后援团队。我的父母依然是我写作本书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我写作苏联的冷战花了很长时间，而他们却不得不从头至尾都生活于其中，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Communism“with a human face”，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提出的改革口号。——译者注
至于不同的角度，参见Taubman，Khrushchev；Suri，Power and Protest；Wittner，Resisting the Bomb and Toward Nuclear Abolition。
过去十年，冷战国际史项目（主管为克里斯琴·奥斯特曼）与国家安全档案馆（主管为托马斯·布兰顿，研究主管为马尔科姆·伯恩）合作开展了这一类的国际项目。关于共产党盟友和第三世界扈从国的影响，参见Harrison，Driving the Soviets Up the Wall；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Westad，Global Cold War。
Zubok and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