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二）（第2/3页）
对于这样一段多事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显然无法指望在一本书中就可以一蹴而就。为了弥补我的疏漏，我推荐了许多优秀的著作和文章供读者参考；它们从真正的国际视野出发，深入探讨了冷战的历史。我希望本书能够以其论及的范围和对于重大主题的专注，补偿它对于某些事件的省略和浮光掠影的表述。不过，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对苏联的经济与财政史进行系统的检讨。书中的最后几章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70、80年代，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以及在此之后，经济疲软再加上政治精英在该问题上的无能，导致苏联全球影响力的下降，这也是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如果对苏联的军事思维和军工综合体有更深入的研究，肯定可以使我能够把许多有关苏联国际行为的基于直觉的看法和尝试性的假设变为坚实的结论。所以说，最好的书还是有待于去写的那本书。
如果没有众多朋友和同事的大力鼓励、不懈支持和至关重要的启发，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本书。幸运的是，多年来我一直是国际冷战研究的学者网络中的一分子。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WIHP）是该网络的核心。我的CWIHP“老兵”的T恤让人想起了许多会议；在那些会议上，我展示了我的研究，并用来自国际学术网络的深刻见解和反馈来丰富我的研究。CWIHP的领导者詹姆斯·赫什伯格（James G. Hershberg）、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f）、克里斯琴·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给我提供了批评与建议，以及编辑方面的帮助，并使我可以及时查阅新公开的档案资料。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杰弗里·布鲁克斯（Jeffrey Brooks）、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詹姆斯·布莱特（James Blight）、菲利普·布伦纳（Philip Brenner）、阿奇·布朗（Archie Brown）、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罗伯特·英格利希（Robert English）、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利奥·格卢乔斯基（Leo Gluchowsky）、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雅克·莱韦克（Jacques Levesque）、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诺曼·奈马克（Norman Naimark）、维克托·扎斯拉夫斯基（Victor Zaslavsky）以及埃里克·希里亚耶夫（Eric Shiraev）和我分享了看法、文献和批判性的评论，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梅尔·莱弗勒（Mel Leffler）给我看了他在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与我生日相同的陈兼（Chen Jian）是位杰出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他让我明白了“老大哥”（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的许多微妙之处。
我是在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工作时开始本书的研究的。该档案馆是个极为出色的非政府智库和图书馆，现设立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托马斯·布兰顿（Thomas S. Blanton）、马尔科姆·伯恩（Malcolm Byrne）、威廉·伯尔（William Burr）、威尔·菲洛加洛（Will Ferrogiaro）、彼得·科恩布卢（Peter Kornbluh）、休·贝克特尔（Sue Bechtel）以及斯韦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Svetlana Savranskaya）帮助我把研究与从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档案中发现有关冷战的新证据这项伟大的冒险活动结合起来。从2001年起，天普大学历史系就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之家和教师可以在那里与学生，也就是他们最理所当然的“顾客”见面的地方。理查德·伊莫曼（Richard Immerman）使我确信，美苏之间在决策和行动方面，尤其是在与第三世界有关的决策和行动方面，存在某些相似的地方，这一点并非是我凭空想象的。我的其他同事，特别是詹姆斯·希尔蒂（James Hilty）、霍华德·斯波德克（Howard Spodek）、杰伊·洛克诺尔（Jay B. Lockenour）、大卫·法伯（David Farber）、佩特拉·戈德（Petra Goedde）和威尔·希契科克（Will Hitchcock）给了我工作和生活上的鼓励。拉尔夫·杨（Ralph Young）谈到的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人有关苏联威胁的感受，拓宽了我的眼界。
如果没有许许多多俄罗斯学者和档案管理人员的支持与建议，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这本书。他们中有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Vladimir Pechatnov）、谢尔盖·米罗年科（Sergei Mironenko）、奥列格·瑙莫夫（Oleg Naumov）、亚历山大·丘巴良（Alexander Chubaryan）、娜塔丽娅·叶戈罗娃（Natalia Yegorova）、娜塔丽娅·托米莉娜（Natalia G. Tomilina）、塔蒂安娜·戈里亚耶娃（Tatiana Goryaeva）、卓娅·沃多皮亚诺娃（Zoia Vodopianova）、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Oleg Skvortsov）、尤里·斯米尔诺夫（Yuri Smirnov）、列昂尼德·吉比安斯基（Leonid Gibiansky）、爱丽娜·祖布科娃（Elena Zubkova）和鲁道夫·皮霍亚（Rudolf Pikhoia）。《史料》（Istochnik）杂志的编辑谢尔盖·库德里亚绍夫（Sergei Kudryashov），一直在关注我的研究。格鲁吉亚时任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并允许我查阅格鲁吉亚的总统档案。对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档案馆、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莫斯科公共运动中央档案馆、格鲁吉亚总统档案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没完没了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深表谢意。俄罗斯老一辈的冷战研究者给我的教导之一，就是要把文献置于个人和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评估。我要特别感谢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Georgy Shakhnazarov）、卡连·布鲁坚茨（Karen Brutents）、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y Arbatov）、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Georgy Kornienko）、尼古拉·杰季诺夫（Nikolai Detinov）、维克托·斯塔罗杜博夫（Victor Starodubov）、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ctor Sukhodrev）、罗斯季斯拉夫·谢尔盖耶夫（Rostislav Sergeev）、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谢尔戈·米高扬（Sergo Mikoyan）、大卫·斯图鲁阿（David Sturua）、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N. Yakovlev）。奥列格·斯克沃尔佐夫提供了他对戈尔巴乔夫政府的一些资深官员的采访副本，这些采访是在有关冷战终结的口述史项目框架下进行的，并得到了国家安全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