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尔达·梅厄（第11/15页）

法：梅厄夫人，在哪些方面？

梅：痛苦！我的孩子的幼年由于我而充满痛苦。我经常扔下他们，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尽管我知道我应该那样做，我也希望自己那样做。每当我头痛而不能去工作时，孩子们是那样高兴，他们跳跃、嬉笑、歌唱：“妈妈待在家里！妈妈头痛了！”直至今天，萨拉和梅纳希姆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自己也有了子女，我仍然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得老老实实地说，我曾问自己：“果尔达，你不为自己这样对待他们感到内疚吗？”不，因为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但也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而不像一般人的生活那样平庸。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在家庭这个小天地长大的。他们认识重要的人物，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参加重要的活动。如果您找他们谈话，他们会肯定这个事实。他们会对您说：“是的，妈妈太不关心我们了。她经常不在家，还有她的政治活动、她的漫不经心，都使我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并不抱怨她，因为她也给了我们许多别的妈妈不能给的东西！”您知道，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非常自豪……那是1948年，在我们抗击英国人时期，参加抗英团体的青年们晚上到街上去张贴传单，我的女儿也参加了，但她不知道传单是我写的。一天，她对我说：“妈妈，今天晚上我要晚一点回来，也许不回来。”“为什么？”我吃了一惊，问道。“妈妈，我不能告诉你。”说着，她夹了一包东西走了。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清楚那包东西是什么，晚上出去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为了等萨拉，也由于担心她会出事，我一夜没有合眼，但同时我为她的行动而感到自豪！

法：梅厄夫人，对您的丈夫，您是否也像对孩子那样感到内疚呢？

梅：我们不谈这个……我不想谈他……我从来不谈他……好吧，让我试着谈吧。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有学问，性情温存，善良。他各方面都很好，但他只关心家庭、音乐和书籍。虽然也注意社会问题，但他对家庭的关心超过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我与他一贯地截然相反。只有家庭的幸福，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必须从事我所从事的工作！否则我会觉得自己是可耻的和不诚实的，会陷入忧郁和苦闷之中……我15岁时认识我的丈夫，我们很快结了婚。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音乐和诗歌。但是，我天生不是只满足于音乐、诗歌和……他要求我待在家里，把政治扔掉。而我总是不在家，总是搞政治。当然我对他也怀歉意……我也使他忍受了很多痛苦。他到以色列来，是因为我要来。他到农庄去，是因为我要去。他过着一种他难以适应的生活，是因为我少不了这种生活……这是一场悲剧，一场大悲剧。因为，我再重复一遍，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如果同一个与我不同的女人结合，一定会很幸福。

法：您是否曾为了适应他的需要并使他高兴而作过努力？

梅：为了他，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牺牲，即放弃了农庄生活。要知道，以色列的农庄是我最喜欢的事物。我喜欢农庄里的一切：体力劳动，同志间的感情，艰苦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农庄在杰斯黎尔山谷，起初那里只有沼泽和沙子，但是很快就变成了种满橘子树和其他果树的花园。只要看看这些我就高兴，并愿意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可是他却无法忍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体力上，他都无法适应。他不习惯与别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他的身体无法适应沉重的劳动和那里的气候，他也不愿意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他的个性太强，太内向，太脆弱。他病了……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回到城市，回到特拉维夫。直到今天，这件事还像针一样刺痛着我。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但是我忍受了，因为我以为回到城里，我们的家庭会变得平静和融洽些，但结果不是这样。1938年，我们分居了。他于1951年去世。

法：他不为您感到骄傲吗？至少在最后几年里。

梅：我不知道……我想不会。我没有去注意他最后几年里在想些什么。他是那样寡言，因此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总而言之，他的悲剧不在于不了解我（他非常了解我），而在于他了解我，并且认识到不能改变我。他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然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不同意，就是这么回事。谁知道他是不是有道理。

法：梅厄夫人，但您没有考虑过离婚？在他去世后，您也没有考虑过再结婚？

梅：啊，没有！从来没有！我头脑里从未掠过这种念头。没有！我始终认为，我仍然是他的妻子！我们分居后，仍继续来往。他有时来办公室看我……也许您不明白一个重要的东西，尽管我们是如此不同，不能在一起生活，可是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爱情。我们的爱情是伟大的，它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延续到他逝世。这样的爱情是不能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