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第10/12页）

法：殿下，明白了。

西：现在我继续说下去，我告诉您吧：我知道美国人和朗诺被打败后，我将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并被击败，但是这仅仅涉及我一个人。有人告诫我说：“西哈努克，你得注意共产党人呀。”我回答他们说：“你们不可能理解。”我不要以菲律宾、台湾、南越和韩国为样板的柬埔寨，也不要像日本那样出口照相机的国家。我要一个受人尊敬的柬埔寨，像中国那样的柬埔寨。如果这会使它变得过分严厉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如果我过去用电影和歌曲播下的欢乐种子会在柬埔寨被夺走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有人对我说：“这里有人身自由、思想自由的问题呀！”说得对，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其他的解决办法在哪里呢？哪里也没有。让我们用逻辑来进行推理吧，即便有另外的某个解决办法，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会放弃政权。30年前的欧洲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人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战争结束后，他们让第三种力量上台执政，因为欧洲共产党人没有军队。但是柬埔寨共产党人却有军队。像越南一样，柬埔寨也不存在第三种力量——一种可取代的力量，它连西哈努克主义也没有，只有西哈努克其人。他一旦被推翻，唯一剩下的力量是他们。我是个悲剧人物。小姐，从外表上看，我是个快乐的人，实际上，我是个悲剧人物。我代表着所有那些被紧夹在两个营垒之间，迫不得已在仅有的两种解决办法中作选择的自由思想家。

法：您疯狂地爱着这个虽然属于您，但毕竟给您带来不少痛苦的国家。您的这种感情来自哪里？

西：来自我的母亲。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在一旁指导，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从来没有脱离过母亲的影响，相信以后也不会脱离她。我从来不钦佩我的父亲，而始终钦佩着我的母亲。我从来没有受过父亲的影响，而始终受着母亲的影响。她是个独断专行、别具一格的可怕女人，但由于她的智慧、尊严、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她又是非凡的女人。她教我懂得了热爱独立，憎恨殖民主义。法国人在把我推上王位时，以为可以把我像木偶那样任意摆布。她说：“在法国或其他强国的胯下当国王是一种耻辱。”咳！我就是在这种“耻辱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譬如，必须签署禁止我的人民使用国货的法令。冬天，我们需要被子，法国人却说：“我们对此不感兴趣，这些被子都到北越人那里去了。”又如，必须接受在1月1日庆祝元旦。而对我们来说，4月13日才是元旦。为什么我们非得在1月1日庆祝元旦不可呢？又如，必须用拉丁字母来书写我们的语言，而我们的字母是不同的……唯有我的母亲敢于同法国的强权相抗衡。我把一切都归功于她。归根到底，连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得归功于她。她相信星占学家，所以在我出生时，星占学家说我不应该留在王宫内，否则会有生命之虞时，她把我送到她祖母居住的乡下。她的祖母把我寄居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我在乡村中与农民一起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只是为了上学，我才离开了那个村庄。与此同时，她又说服了我父亲，把我送进一个平民学校，而不送进贵族学校。后来，我父亲同意了她的意见，把我送进西贡的一个法国中学。学校里有许多激进的青年谈论国际社会主义。您瞧……我站在左派一边的历史应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

法：殿下，法国人不知道这些吗？

西：从他们喜欢我胜过喜欢我的叔父这一点来看，我猜想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我的叔父因在尼斯的法国中学念过书而被他们视为内乱分子，这岂不可笑有趣？我确实是贵族出身，我的家庭确实是世代相传的帝王家族。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王位让给了共产党人。这岂不可笑有趣？特别是我是以尊严的名义而逊位的。这岂不更可笑有趣？实际上，当一个人像我那样丧失了一切时，他唯一能保留下来的是尊严。我也是出于尊严而去柬埔寨的。早在三年前，我就希望到柬埔寨去。但是去那里的唯一通道是胡志明小道，我的行程取决于北越人。北越人说：“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不能送您去，美国人轰炸得太厉害，至少有60%的死亡可能性，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我还恳求过范文同说：“你们让我冒这个险吧！”范文同一口回绝说：“不，我不承担这个责任。”我还给红色高棉游击队发了一份电报：“你们愿意帮助我吗？”他们回答说：“殿下，没有必要去冒险，应该等待。”于是我猜测他们可能不愿意让我去。我还听到过这样的谣言，说即使我去那里，他们也不会接待我。后来，对胡志明小道的轰炸停止了，我给共产党人发了第二封电报：“现在你们那里要我去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太欢迎了。”北越人说：“现在安全的可能性达90%，我们将助您一臂之力。”3月，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开始了那次艰苦而奇妙的旅行。这也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