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第5/11页)
新闻界对基辛格一贯是宽宏大量的,而对尼克松却冷酷无情。可这一回,正好相反,每个记者都谴责基辛格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太傲慢,至少也太轻率了。作为尼克松的使者,亨利·基辛格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怎么可以把尼克松置于旁观者的地位?当一位微不足道的教授以西部电影中亨利·方达[7]的风度进入乡村处理事务时,美国总统到哪里去了?最不留情的报纸还刊出了漫画:基辛格穿着牛仔服,骑着马去沙龙。另一些报纸刊登了脚蹬马靴、头戴大檐帽的亨利·方达的照片,下面写道:“亨利,孤独的骑马牧者”。尽管恼火,基辛格还是接受了一位专栏作家的采访,声称接见我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还说我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拿他的话做文章。他的做法实在笨拙,惹得我比尼克松更恼火,我便起来反击。他那时在巴黎,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我还威胁他要把采访时的录音公布于世。我说,基辛格先生,别忘了讲话已经被录在磁带上了,这盘磁带可以提供给大家,也可以帮他恢复正确的记忆。我对《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也这样说了,对一切向我询问此事的人都这样说了。我们的吵架几乎持续了两个月,双方都很不愉快,特别是我。对亨利·基辛格这个人我受够了,提起他的名字就使我紧张不安。我恨透了他,以至于没有理解到,这个可怜的人除了把过错推到我身上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如果说我在那个时期祝他事事如意和幸福,那是不准确的。
我的诅咒是无力的,尼克松很快就与他的亨利言归于好,他们俩又像一对情人那样喁喁细语。他们策划的停战实现了,美国战俘回了家。总统先生为那些战俘操了不少心,而越南的现实是等待着下一次的战争。一年后,基辛格取代罗杰斯[8]当了国务卿,斯德哥尔摩还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不幸的诺贝尔,不幸的和平。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基辛格博士,我在猜想您这几天的感受。我想知道您是否也像我们以及世界上大部分人一样感到失望。您失望吗,基辛格先生?
亨利·基辛格(以下简称“基”):失望?为什么失望?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会使我失望?
法:一件不愉快的事,基辛格博士。尽管您说过和平“已经在握”,尽管您确认已与北越人签了协议,但是和平并没有实现。战争像过去那样在继续,而且情况比过去更糟。
基:和平将会实现,我们已下决心要实现和平,因此它一定会实现。几星期内,甚至不用几星期,也就是在与北越人为签订最后协议而恢复谈判以后,和平即能实现。十天前我就这样说过,现在我再重复说一遍。是的,如果河内在签约前同意为确定细节再举行一次会谈,如果他们以10月份那次会谈时所表现出的同样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这次会谈,那么和平将在合理的短期内实现。这些“如果”是近日来唯一无把握的事,对这样的无把握我是不放在心上的,而您却为此惊恐不安。对这类事情大可不必为之惊恐,也不要因此失掉耐心。事实上……总而言之,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进行谈判,而你们记者却不愿相信,你们一直在说这些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后来,你们又突然叫喊和平已经实现。可是现在,你们又说谈判失败了。于是你们每天向我们试探,一天四次。但是你们是抱着河内的观点来进行试探的……请注意,对河内的观点我是清楚的。北越人希望我们10月31日签约,这是有道理也是没有道理的……不,我不想对此展开争论。
法:但是你们是同意10月31日签约的!
基:我说过了,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是他们坚持这个日期。为了避免一场在当时看来纯属理论性的关于日期的毫无实际意义的争论,我们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使谈判能在10月31日以前结束。但是很明显,至少我们是清楚的,不可能签署一份其细节尚待商定的条约。我们不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答应过要尽一切努力在某个期限内结束谈判而遵守那个期限。我们谈到什么地方了?谈到细节待定的问题以及另一次会晤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说不是必不可少的,而是不必要的。我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必将进行。一旦北越人召我去巴黎,谈判就将进行。今天才是11月4日,我能理解北越人不愿在他们要求的签约日期刚过几天就恢复谈判,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推迟谈判。但是令人费解的,至少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在已经走了90%的路程,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拒绝再进行一次会谈。不,我没有失望。当然,如果河内破坏协议并拒绝讨论任何修改的建议的话,我会失望的。但是我不相信会这样,不会这样的。我简直不能相信他们会走得这样远,竟然由于威信、程序、日期问题和一些细微的差别就达不成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