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第9/18页)

可是,除了立即跟美国结束二度冷战——而且越快越好——终止这个令苏联经济大出血的对峙局面之外,苏联这位新领袖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可想?这项决定,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短期需实现的目标,也是他的最大成就。因为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之内,他甚至说服了多疑的西方政府,使它们相信苏联确有此意。这项成就,为他在西方赢得了莫大好评及持久名望,却恰与苏联国内对他日益缺乏热情的状况成对比,最后在1991年,他终于成了这种局势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有谁只手结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战,那么,这项荣誉当然非戈尔巴乔夫莫属。

50年代以来共产党经济改革者的目标,均为通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得失计算的手段,企图使中央控制计划的经济更为理性化及弹性化。匈牙利的改革家们,就在这个方向上走了相当路程:要不是苏联于1968年派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将有更大成就。两国也都希望,这一手段,同时可以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及民主化。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7] 他认为如此才能恢复或建立一个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为佳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全然放弃社会主义,苏联境内有影响力的改革家们也许有过如此想法,然而事实上极不可能。不论别的,单政治方面就极难实行。80年代,苏联内部首次开始对自己的缺点失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分析,但是为时已晚,在别处曾有过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家们,此时已经看出,这个体制已经不可能由内部改革了。[8]

4

戈尔巴乔夫以两个口号,发动他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公开性”(信息自由)。

结果证明,在重建与公开性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个系统是由它所造,它也为此调整适应,它在其中有着极大的既得利益,现在要它为这个系统找出第二条路,实在是勉为其难。[9] 当然,现实的障碍绝对不止这一项;而且历来的改革派(不独苏联),都喜欢把国家人民反应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体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那就是对于任何重大改革,国家机器都多半反应迟钝,骨子里更藏着一股敌意。“公开性”的目的,即在动员国家机器内外的支持,以对抗这种反抗势力。但是如此一来,却正好毁掉了唯一还可以行动的一股力量。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苏维埃的制度及运作方法,基本上是军事性的,军队民主化,并不能改进它们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军事化的系统,那么在动手毁掉之前,就应该仔细筹划,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统建立起来,否则改革非但不能带来重建,反而会导致崩溃。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便是陷在“公开性”与“重建”之间,日益深刻的断层中了。

更糟糕的是,在改革人士的心目中,“公开性”远比“重建”更具有确定的内容。公开意味着引进——或重新引进——一个建立于法治与公民自由之上的宪政民主体制。背后的含义,便是党与政的分离,并将加大政府的作用,由党还政于国家(这一点当然与斯大林主政之后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一党专政系统的结束,党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从此告终。这种结果,显然也意味着“苏维埃制度”将在各个层级复活——可是这一回,却将通过真正选举诞生的代表组成,层层相沿,一直到位于最上一层的“最高苏维埃”。后者则将是一个具有实权的立法议会,而强大的行政部门的权力由它所授,同时也受它控制。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事实上,新的宪政体制最后也真的设立了。可是新经济的改革系统,在1987—1988年间却几乎不见成形。因为第一,私营小企业——“次级经济”的多数形态——合法化的推行不见诚意。第二,原则上却又决定让那些永远亏损的国营事业自行破产。经济改革的高调,与日走下坡的经济现实的鸿沟只有越来越深。

这种状况实在危险已极。因为宪政的改革,只是徒然将现有的一套政治机制换掉,改成另外一套而已,至于新制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却未获得解答。不过可想而知,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显然比军事号令系统累赘多了。对多数人来说,如今有了新的制度,一方面表示每隔一阵子就有一次选举,大家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出真心选择;而选举之间,也有机会听听反对派人物批评政府。而在另一方面,“重建”所依据的准绳,并不在于经济的大原则为何,却在它日复一日的日常表现,其成效可以轻易指明并测量——判断的标准,完全在其成果。就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所谓成果,就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收入、为收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接触范围之内商品劳务的数目种类,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之上。不幸的是,经济改革家们对自己所反对、所要扫除的事物,虽然界定得很清楚,但是在积极的另一面上,即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那个由公私或合作经营的大小企业,在经济上有生存力,在运作上有自主权,并在“经济决策中心”的总体统筹之下配合无间的经济社会——却终始只是空论的高调而已。这徒然是一种理想,表示在鱼与熊掌之间,改革派想要两者兼得,一方面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另一方面又不失去社会主义的优点。但是实际的方法为何,如何才能把一个由国家主导、中央号令的经济体制,过渡成为理想中的新制度,却没有人有半点主意。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可想见的未来必然有公私营制度并行的经济体系里,到底该如何运作,同样也无人知晓。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派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之所以吸引年轻的改革知识分子,就在于它提供的处方不只是一剂猛药,同时也许诺他们,所有的毛病都将迎刃而解,自动痊愈(结果它并没有这种灵效——其实事先就该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