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第16/18页）

但是，经济、国家、社会，各种问题却一项也未解决。就某方面而言，现在反而比原来更糟，因为其他共和国，都开始害怕起俄罗斯——在此之前，它们根本不用担心不讲民族主义的苏联。更何况俄罗斯民族主义，正是叶利钦手上最有用的一张好牌，可以用来笼络以大俄罗斯人民为核心的军队，而且，由于其他共和国内住有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叶利钦也暗示可能有重划版图的必要，于是更加速了全面分离的脚步：乌克兰立刻宣布独立。突然之间，原本被中央集权一视同仁的广大人口（包括大俄罗斯本土人民在内），现在却头一回开始担心莫斯科会以大欺小，为本国利益欺压他们。事实上，这份心事也终结了在表面上维持一个联盟的假象，因为继苏联而起的“独联体”幻影，不久便失去所有的真实性。甚至连苏联所余的最后一支队伍，那支在1992年奥运会上击败美国、极为成功的联合代表队（United team），也注定不能长久。于是苏联的瓦解，逆转了几乎达400年的俄罗斯史，使得这个国家重返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52）之前的领土与国际地位。自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不论是在沙皇抑或共产党治下的俄国，一直是世界上一大强国。因此它的解体，在的里雅斯特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造成一个现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权力真空，除了1918—1920年俄国内战的一段短时间是例外。这一片浩大无垠的地域，充满着混乱、冲突与潜在的巨变。而这也是这个千年将尽之际，有待世界上外交家与军事家处理和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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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以两项观察，作为本章的一结论。其一，自从伊斯兰创教的那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固然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建立起广大地盘的一种信仰，然而它拥有的实际支配力，却如此表面。虽说西起易北河，东到中国南海，马列主义曾以一种简单化的面目，成为这一片大地上民众的正统教条。可是一旦推行这个信仰的政权不存在，它也于一夜之间立刻消失。像这般惊人的历史现象，也许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基于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却是一个“基本干部骨干”的信仰，或借用列宁之语，乃是靠“先锋队”杀敌陷阵。而且，甚至连毛泽东那有名的比喻，所谓游击队在农民大众中成功活动叫“如鱼得水”，这也暗指着两种不同的成分：一是主动的“鱼”，一是被动的“水”。非官方的工会及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某些大规模的共产党派），也许与他们所在的社区或选民共息共存，如煤矿村镇之例。可是另一方面，共产党的管理阶层却全都是——经由挑选和限定的——少数精英。“群众”是否赞同共产主义，并不在于他们本身的信仰，却在于他们对共产党的评价——共产党政权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与他人相比又如何。一旦共产党不再能掩盖事实，不再能将民众与外界隔离起来，那么不需直接接触，只消听到外头一点风声，就足以动摇人民之前对共产党的评价。更进一步，共产主义也属于一种工具式的信仰：“目前”之所以有价值，完全在于它是达到尚不明确的“未来”的手段。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为爱国而战，眼前的牺牲可以换得将来的胜利——这种将目光放在未来的理想式信仰，比较适合少数宗派或精英群体，却不适合作为普世教众的原则。因为后者的运作范围——不论它终极的盼望多么伟大——却落在，也一定要落在平常人日常生活的范畴之内。即使对共产党的干部而言，一旦他们献身的目标，那普世得救的千禧年国度，变成不可望也不可即的未来时，便也得将目光投注在世俗生活的平凡满足之上。但是一旦这种转变发生——相当常见的情况——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党已不再给予他们任何指导。简单地说，依照共产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它要求的判断标准，是眼前立即的成功；对失败，则竭力反对。

可是，到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矛盾的是，苏联的瓦解，却正好为马克思自己所做的一番评析，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之一。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

人类为求生存，在他们社会生产的手段中，进入一种独立于其意志之外的绝对必要关系，即一种与其物质生产力特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可是发展到了某一阶段，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力，却开始与现有的生产关系，或换用法律观点表示，即与此前运作的财产关系，发生了矛盾。因此，原本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这些关系，此时却成为手铐脚镣。于是我们便迈进了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