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11/22页）

随着部落规模越来越大，祖先崇拜也愈演愈烈地发展起来，因为它是部落凝聚力的基础。血缘关系是部落内部人们保持相互信任和亲近感的唯一原因。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部落人口的不断增长，成员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强化祖先崇拜，就成了把全部落人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唯一手段。各个部落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兴建起规模巨大的祭祀祖先的宗庙建筑。祖先崇拜不但为部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而且还为部落内部的伦理等级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解释。它教育全部落的人，部落首领的权力来自祖先的赐予，因此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抗拒的。它教育全部落的人，晚辈要永远服从长辈，女人要永远服从男人，伦理规范丝毫不容挑战。

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黄河中下游一带的部落纷纷转化为“邦族”。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血缘联合体，有史学家称之为“酋邦”。考古学家发现，“邦族”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巨大的宗庙为中心，建立起一个防御性的中心城镇，“君主”或者说“酋长”居住在这个城市里。这些酋邦规模巨大，人口数万、数十万，控制的土地往往达数万平方公里。邦族完全是按血缘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君主”是这个部族先祖的嫡系后代，部落里的其他人都是“邦人”，血缘上与“君主”都是同一个宗族。与“君主”血缘关系近的人，处于社会的上层；距离远的人，处于社会下层。和平时期，他们共同劳动，以自己收获的物产奉养君主，祭祀祖先。战争时期，每一个男人都成为战士，在“君主”的带领下全族出战。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代的部落组织都属于这种社会类型。

不同的希腊

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原始部落间虽然也经常发生冲突和龃龉，但却没有最终演变成中国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诸侯相侵伐”的连绵不绝、规模巨大的统一战争。

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一方面使希腊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中国同时期，人口压力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崎岖的山路也阻挡了人们建立大一统政权的雄心。希腊早期历史上部落间大规模的兼并和征服战争很少。面对人口压力、物资贫乏，希腊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他们的通常做法是泛舟出海，寻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而不是向山岭那边土地同样贫瘠的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即使有战争，在开放的环境下，结果也远不如东方式战争那样绝望。失败的一方也会逃往海外，矛盾和冲突随着一方的退却结束，所以很难形成征服与屈服的专制关系。“希腊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海上文明的特点是它交通流动的方便性，不同政见者可以通过海上逃跑，独裁专制者无法实现他对不同政见者的消灭。因此，希腊文明流传着‘海上逃亡之门’说。”所以“希腊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更大的政治宽容性、契约共享性与文化流动性”。

开放的生存空间，使希腊人天然产生出世界多元化的观念，他们的性格中多了一份通达，少了一份偏执；多了一份从容，少了一份焦虑。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彼此妥协，各退一步，换位思考，是达成和平共处的途径。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后来希腊早期国家也是诞生在部落的自愿联合基础之上。史学家把雅典国家的形成描述成“合作运动”。在传说中，是一个叫提秀斯的聪明人创建了国家。据说，提秀斯认识到，如果把阿提卡的各部落联合起来组织成一个统一的雅典国家，将有利于每一个人。于是他就开始行动了。他并不像黄帝那样运用武力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事业，而是一村一家地去访问和劝说，使他的计划得到同意。他宣布将给他们一种可以保障自由的宪法。他说：“（我自己）在战时是你们的领袖，在平时则是法律的维护者，除此以外一切权利都与公民平等。”（《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仅仅通过一张嘴，没有任何暴力做后盾，提秀斯就建立起了一个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恩格斯说，雅典的产生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这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第三节王的出现

从酋邦到国家

人类社会中的专制基因，就如同人体内的癌细胞。癌细胞的生命力比普通细胞要强几十倍。它的意志不可阻挡，一旦在人体内形成气候，就会疯狂地自我复制，百折不挠地冲破重重阻碍，不完成对生命的完全控制、不把生命彻底破坏就绝不罢休。专制基因也是这样，它一旦在人类社会起源，就会顽强地向周围渗透，试图把专制精神扩散到整个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