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第4/5页）

如果颠倒的统治只持续二三十年，人们还可以恢复旧有的记忆和风气。然而元朝统治持续了九十多年，整整三代人的时间。培养贵族需要三代，培养流氓也只需要三代。三代过去后，中国人整体上流氓化了，这就为有明一代之成为流氓朝代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明发展到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为主流。徐子方在《元代文化转型与古典文学》中说：“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即不难感受到，一直处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诗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其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不仅在元代，即使这以后的明清两朝，尽管还有不少作家作品产生，但诗歌、散文的衰落已是无可挽回，作为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地位它是永远地丧失了，取代它的古代戏曲一下子由过去被鄙视、一直处于非正统世俗地位而跃居传统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之主流。”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上层文化遭遇彻底破坏的时代。在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即使在目不识丁的武人统治时代，将军们也都承认文字是需要敬畏的。而马背上的异族根本不能了解汉文化的价值。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但是对汉人的礼法传统，始终不予重视：“（世祖）忽必烈篡江南后，一应渐习，僭行大宋制度……终非其本心。故辫发囚首，地坐无别，逆心恶行，灭裂礼法，卒不能改也。”

蒙古统治者能理解的是工匠、大夫甚至算卦先生的重要性。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汗在屠城时，无一例外地要求保存工匠们的生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要求保证读书人的性命。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大量的文化典籍已经毁于战火，那些名臣儒士也被残杀大半。在元朝建立后，出于对汉族文化的畏惧心理，统治者切断了汉族士大夫的人生前途，政府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主官（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充任。科举制一度被取消，部分恢复后也形同虚设，有元一代，由科举入仕者一共也不过千余人，当了官也不过是政治摆设。汉族知识分子的地位在历史上头一次从“四民之首”跌落到了“十丐九儒”的地步。

汉族精致高雅的上层文化对蒙古人没有吸引力。来到汉地之后，蒙古人所能理解和欣赏的，只能是汉人的俗文化。最能吸引蒙古人的是戏台，即使是在汉语不纯熟的时候，蒙古人也能大致看懂戏的内容，更何况以后文人们刻意逢迎蒙古人的喜好，编写了许多适合他们口味的作品。因此，戏曲业在元代获得空前的繁荣，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元朝这一民族文化交融广泛展开的大背景下，蒙古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其审美观势必对作为俗文学的元杂剧产生影响……元杂剧的审美趣味是汉族下层人民和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审美趣味的有机结合，以酣畅、本色、拙野为主要审美特征。”成为老九之后的读书人只能与戏子娼妓等打成一片，成为戏曲创作的主力，以此换碗饭吃。因此，元曲成为元代文化最辉煌的成就。

宋代底层文化和上层文化的交融是健康可喜的，它并不是一种文化革命式取代另一种文化的过程，而是相互吸取，相互激发。而元代却是俗文化压倒雅文化的时代。扎拉嘎说：“在元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学结构进入到俗文学为主体的时代。”从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转变，是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

俗文化包含着人性解放等许多平民社会的健康要求，有它清新、自然的一面，但是也传承了底层文化的大量负面因素。我们仅以产生于元代的《水浒传》为例。底层文化对暴力有一种病态崇拜，《水浒传》中那些好汉有许多热衷于过度使用暴力。在梁山泊好汉中，被誉为“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强的一个”的李逵，在劫法场的过程中，“火杂杂地抡起大斧”，只顾砍看热闹的百姓。从城内直杀到江边，身上血溅满身，兀自不休。晁盖叫道：“不该百姓事，休只管杀人。”结果“那汉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在这部书里却被当成英雄行为刻意渲染。

梁山好汉们从不掩饰他们对财富的向往。因为对底层人来说，生存、温饱、发财永远是他们最迫切的欲求。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连整部水浒传中最为正面的人物之一鲁智深，在桃花山不辞而别时也没有忘记把金银酒器踏扁了裹在包裹里顺走。这种行为在上层文化中是不被认同的，但对最底层的人来说，却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