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十章 铁骑踏断民族脊梁（第2/5页）

和后来精明的满族人不同，粗豪的蒙古人以赤裸裸的征服者心态来对待汉人。他们的手段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难以想象的屈辱不由分说地倾倒到活下来的中国人头上：蒙古人将全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北方汉族）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族）居于最低层。四等人之间的待遇当然是不同的：蒙古人杀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而“汉儿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蒙古王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赵天麟）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王公功臣。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

汉人们每二十家被编成一个“甲”，由北方派来的蒙古人做“甲主”控制，这个蒙古“甲主”的吃穿花用，要由这二十家共同负担。许多甲主为所欲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汉人活得如同囚犯和奴隶，甚至生活起居都要由蒙古人控制。晚上一更三点之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早上五更三点：“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元典章》卷五十七）

不仅是几十家共享一把菜刀，汉人还不得学习拳击武术，不得乘马，也不许用马来拉车，甚至不许用马耕地。还有一项十分奇怪的规定：禁止汉人买卖竹子。原因是因为竹子可用于弓箭。

对蒙古人来说，汉人和南人存在的理由是给蒙古贵族提供劳力、粮食和酒。在蒙古统治者眼中，汉人与牲口，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民族歧视粗暴地践踏了汉族人的心灵。“整个汉民族在自己的家园里失落了自我，失去了立足之地；在有着辉煌历史的故土被打入监狱，汉民族和它的心理皆受到巨大伤害。”这种屈辱对汉人的心理打击是空前而致命的。

从地主到贫民，全体中国人都生活在不公之中：元帝国的特征之一是官员数量特别多，人浮于事。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因此政府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蒙古官员断案判狱，根本没有公平可言，因为他们都是目不识丁的贵族，“高坐堂上，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录”。吏员有了权，就拼命敲诈勒索，遇到讼事，“事事不为断决。至于两词屈直，显然明白，故为稽迟”。

旧有的纲纪、伦常、道德标准都被打碎了，金钱主宰一切。那些富商大贾，上与权豪贵要勾结，下则买通关节衙吏，颠倒黑白，为所欲为。民众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会风气持续恶化，元代杂剧中，泼皮无赖、贪官酷吏、权豪势要、地痞流氓成了主要角色，手足相残、妯娌成仇、杀夫夺产、嫁祸亲人、嫌贫悔亲，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成了大部分元代杂剧的主要情节。

在这样一个屈辱、不公、没有希望的世界里，中国人的心理由失衡直到扭曲，人们由被动苟活，渐渐演变成主动的流氓化生存。

流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侠文化。侠以武犯禁，冲破了社会规范之后，侠士分成了两途。一途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另一类则变成了流氓、纵横家和食客，他们在各个权势中心奔走流动，鸡鸣狗盗，唯利是图，什么都敢做，所谓“日暮而途远，故倒行逆施”。侠与流氓的共同点是都蔑视社会规范，纵横于王法之外。不同点则是一个有精神追求，一个没道德底线。至于生存方式，侠客单纯以暴力为生，流氓在暴力之外，更愿意用欺诈、恫吓等所有成本更低的手段。

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流氓这个阶层也不断发展变化。早期的流氓身上还残留着几分侠义基因，比如三国时代那个以除三害闻名的周处，年轻时凶暴强悍，争强好斗，被乡人认为是地方三害之首，后来因一念之变，又成为除暴安良的英雄。

事实上，汉代的流氓并不畏权力。他们敢于袭击官吏，甚至介入上层政治斗争：“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也就是说，长安城中的流氓少年们专替别人刺杀官吏，他们以三色泥丸为分工：摸到红丸的负责杀武官，摸到黑丸的负责杀文官，摸到白丸的负责治丧事。到了薄暮时分，他们就纷纷出动，劫掠行人，死伤不绝。这分明是介于强盗和流氓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