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第4/5页）

女孩儿的名字叫陈映真。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个馒头能让一个少女在陌生人面前袒露胴体。这在今天听起来像神话。很多年后，我看到顾长卫拍的电影《孔雀》，其中有一个镜头，讲姐姐为了拿回被果子捡走的降落伞，脱了自己的裤子。许多观众批评这个细节不真实。我只能苦笑。从某种意义来说，降落伞与馒头并无区别。一个小小的馒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这话一点不假。二零零六年，当我看到陈凯歌与胡戈共同制作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时，我没笑。

一九七五年，无数暗流在人心中涌动。“走后门”，这个几年前让人羞愧要被批判的词语被人们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谈论。能否为回城子女找到工作，变成许多父母亲肩膀上的一块大石头。继父回到汽车队担任领导职务，我成了汽车队里的正式职工，时不时把一辆大卡车开去兜风。街头出现许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拿烟的姿势个个都像毛主席，夹在左手食指与中指间，胳膊弯曲，烟头与左肩齐平。那时有个名词，管他们叫“社会青年”，他们吸烟、喝酒、赌博，乱搞男女关系。群殴之风一时盛起，主要就是争女人。十几号人，各自拉扯队伍，约定某处。先是讲数，讲得拢，就去吃饭；讲不拢，就开打。武器一般是砖头、菜刀、擀面杖，也偶尔有自制的匕首。谁打赢了，那女的就跟谁。若过了一些日子，输的一方喊来更多的人，把赢家打趴下来了，这女的便蹬了原来那个，跟了新东家。

现在一讲文革，有种误区，好像那时候的人都特纯洁，满怀革命理想，满脑子政治词汇，根本不想下半身的事。这是扯蛋——难道那些年出生的孩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真有女流氓了，不是别人，正是于萍。大家都尊称一声于逼。于萍是六九年下的乡，七五年初回来的，比我早去，晚回。至于当年为什么她比我小还能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就不是我所能回答的问题。有一句俗语，“人有人路，蛇有蛇道。”

或许，一切痛苦、焦虑都来自肉体。惟有毁了这肉体，毁了这具由骨骼、血液、肌肉、内脏和五官构成的袋子，才能彻底与装满袋子的种种词语一刀两断。革命的于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嘴里吸烟走起路来叉手叉脚双腿中间塞得一个磨盘的女子。如果我没记错，于萍这年十九岁。但她的样子不比三十岁的妇人好多少。我当时与小时候的玩伴青皮的关系又算密切起来。青皮没有我那样的继父，所以也没有工作，算是社会青年，整天蹲在马路上，见有熟人经过便撵上去讨要烟抽。

青皮说，“国安，听人说东门那来了一个于逼，给她一包烟，她就让你干。想不想去玩？”

我当然就去了。带了两包上海出产的凤凰，一包烟四毛六，算是当时最高档的了，与青皮一人拿一包。进了门，青皮示意我在屋外稍等，自个儿先摸进房，吱哩呱啦一阵，就在里面噼哩叭啦地捣腾开来。没多时，屋内传出女声，“叫你那朋友一块进来吧”。我有点犹豫，还是侧身蹩进门。屋内的光线不是太亮，青皮撅着屁股正干得欢。那女的叉开双腿，奶子松松软软地垂到肚皮上，皮肤也黑，小腿上还有老大一块疤痕。我一下倒了胃口。白素贞脱了衣服，跟一堆雪似的，这没法比。我前脚进门，后脚出去，嘴里说，“青皮，你慢慢玩，我走了。”我没想到，这女的反而恼了，啪地下蹬开青皮，跳下床，就这么晃着两只奶子走出来，破口大骂，“操，看不上老娘啊？是哪个烂屌的？”

十年，弹指一瞬间。儿时的伙伴，今天这样相见。我无法准确形容自己的感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反正不是被雷电劈了的那种，就是难受，全身都难受。好像身体都包裹在一层牛皮里，牛皮被太阳暴晒，在不断地向里收紧。我看着眼前这张依稀相识的脸庞，脱口而出，“于萍。”于萍愣了一下，仔细地盯着我的脸，终于认出来了，拖长腔调，“李国安啊。”于萍脸上没有丝毫的羞怩，说，“你等会儿，我去穿裤子。”青皮出来了，提着裤子，表情惊讶，“你们认识？咦，你是于萍？你不认得我了，我是青皮啊。你小时候不是住北门的么？我与国安当时还与你打过架的啊。哈哈。想起来了没？你当时踢了国安的卵，要做他老婆的。”

我想夺路而逃，可惜于萍就拦在身前，这腿却是拔不动。于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青皮，眼神里尽是嘲谑。青皮结巴起来。“关你屌事。”于萍闷哼，进屋，穿了衣服出来，屁股往椅子上一放，撕开烟盒，叼起一根烟，吸了口，大刺刺地说道，“你过得不错嘛。”于萍没看青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