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告诉我一点(第3/6页)
对无知于自己行尸走肉处境的嘉柏瑞尔而言,参加一个由他所轻蔑的人们共聚一堂的宴会恐怕既不新鲜也不有趣。唯其于描写餐桌上的酒食饮馔之际,乔伊斯稍稍将速度调得更慢了一点,那是因为嘉柏瑞尔“顶喜欢坐在一张摆设齐全的餐桌之首”;他对桌上的东西比对桌边的人理当多一丁点儿关切。角色在此——一如前述——决定了什么该被更加细节性地描述出来。
小说进行到最后四分之一,也就是宴会结束之后,嘉柏瑞尔的妻子葛丽塔向丈夫坦述埋藏在她内心多年的一段往事——一个瓦斯工厂的少年米契尔孚瑞曾为她淋雨生病而死——才使得嘉柏瑞尔倏忽发现:他自以为完全拥有的妻子居然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他居然从未涉足的世界之中。在这个占小说长度约莫四分之一弱的篇幅里,实际动作时间也许只有五分钟或十分钟,可是它予读者的速度感却更为缓慢。乔伊斯让葛丽塔悲从中来,伤心哭泣并立即沉睡。之后,又作了五大段的描写,使节奏趋于停滞,因为嘉柏瑞尔的顿悟(顿悟过去种种之死)使刹那间的感官苏醒,也使他体验到他与世界(爱尔兰)的关系:
不错,报上说得不错;全爱尔兰都落着雪。雪正落在阴晦的中央平原的每一角落,落在艾凌沼地,更向西,轻轻地落在善浓河面汹涌的墨浪。同时也覆着米契尔孚瑞安息的小丘上……当他听着雪悄悄地飘过整个世界,又如同落入它们的最后归处般轻轻地拂着生者、拂着逝者的时候,他便逐渐睡去。
这部题名为“逝者”的小说其实在描写生之过程,精妙绝伦的是乔伊斯给了这个过程一个比“死气沉沉的欢闹宴会”更缓慢的速度。之所以会有这种速度,乃是基于嘉柏瑞尔的新生或苏醒——无论对小说家或他所创造出来的人物而言,这新生、这苏醒都意味着捕捉此一世界最当下的细节。它以“缓慢”与死亡的速度对抗。
多告诉我一点
即使不出于创作时的有意使然,从塞万提斯到托尔斯泰恐怕都不免于习惯性地维持着小说叙述的均衡节奏。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非意识性操作的形式要求在巩固着小说家们以合于大自然运行速度的舒缓规律“适度”地进入细节。作为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书写传统,小说从未夸张地展示过它扭曲时间的威力——直到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和乔伊斯。从这个角度来看,乔伊斯的实践在《尤里西斯》(Ulysses, 1922)远较前者为彻底,但是卡夫卡无疑是透过“表现真实细节”并将之纳入一个荒诞非实的框架中去的先驱。在卡夫卡对细节的要求上,有更为抽象的想法——他越是描述细节,便越是显示“真实”这个概念的不可靠。这个理解在小说史的发展上已属启蒙,“现代主义”便自此诞生。从此小说家开始掌握另一种对抗时间的方式,当他的读者耽溺于“多告诉我一点”的疑问之中的时候,小说有了和思想一样快的力度,但是读起来却要和永恒比赛漫长。
在《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里,卡夫卡大量运用琐碎的家常杂务和平庸的生活细节来破坏叙述节奏的均衡。他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的主人翁格里高尔·萨姆沙以一种时而延宕得近乎凝滞、时而又迅速闪跃的速度揭露了这个角色“异化的存在”。有趣的是,这种绝对称不上均衡的叙述速度正如时而蠕行时而纵跳的昆虫活动速度。一如小说第二节之末描写父子对峙的一段那样:“所以他便在父亲面前逃窜,父亲站住时自己也站住,父亲一动,又跟着赶快向前爬了。两个人就这样在房间里绕了好几次,但仍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因为整个速度迂缓,甚至看不出来是在追逐的模样。”
这段文字可以视为整部作品叙述速度操作的一个提示:由于这是一只虫子的故事,而与人互相对峙、追逐的虫子的活动总是时快时慢,并无常规定数可依,于是作者毋须为维持一个节拍稳定一致的叙述速度而推动一种有如吻合平均律的情节;相对地,在“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的情况之下,卡夫卡让这只虫子忽地跳过两个星期乃至一个月,忽地又无微不至地观察着母亲和妹妹如何移动他房内的两三件家具。以事件的重要性——发生决定性的事——而言,一整部《变形记》中只有它的第一个句子堪称是重要的,此后无论发生了什么,那发生的事都不会超越“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虫子”。然而,在这个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变形的过程,读者却得不到一点细节。显然,卡夫卡认为读者并不需要知道这种细节;即使在这只虫子的外观上,卡夫卡也十分撙节笔墨——成千上万的读者甚至无从得知它是否长了昆虫常有的前后翅。但是在另一方面,卡夫卡却刻意放大了家庭中其他三个成员对这“异化存在”的角色所投射出来的情绪,那情绪(更令一般读者或初读者不解的是)并非想当然耳的惊恐、震怖而已,而是三个人如何透过对待虫子的言行举止来巩固和捍卫自身顽强又封闭的存在。至于变成虫子的格里高尔呢?他也一样,当母女二人几乎搬光他房间里的东西的时候,这只虫子跳上墙壁间的画框玻璃,企图保护一张毫无价值的图片。卡夫卡曾经在小说开始的地方向我们描述过它:“那是他最近从图画杂志上剪下来的,装在金黄色的镜框里,画着戴毛皮帽子、围着毛皮围巾、端坐在椅上的妇人;把一直套着弯弯的、厚重毛皮的套筒,对着看的人高举起来。”格里高尔保护这张图画的动作细节也历历如绘:“这时,他看见空洞洞的墙壁上,那张穿毛皮衣服的妇人画像,孤零零地挂在那里。他急忙爬上去,把身躯贴在玻璃上,借那块玻璃支撑住身体。发烧的肚皮觉得很舒适。这样把镜框遮住,至少这张画是不会被她们拿走了……我坐在画框上,绝不把它交给你。要是把它给你,我会扑到你的脸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