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草根VS.树顶（第3/4页）

莫莉评估过240个识字教学中心，发现大多效果不好。“一个有50名学生的识字班，上课时却没有人，”她说，“或是即便有人来，也都在打瞌睡。”同样，她看到西方人大声呼吁反抗外阴切除，试图通过法律禁止该项习俗，却没有实际走访乡间，了解母亲让女儿接受切除的深层原因。

“法律是个便捷通道，改好了，大家就觉得不需要再做什么了，”莫莉说，“但真正会带来改变的是教育。”当在塞内加尔讨论要立法禁止外阴切除时，一开始莫莉是反对的，她担心这么做会触及族群政治，引发激烈反抗（这里的大多数族群并不会切除外阴，因此少数切除外阴族群会觉得备受压力）。现在，她对该项法律的态度则相当矛盾：虽然通过该条款的确引发了激烈反抗，但也警示了村民外阴切除对健康的严重影响。

莫莉在自己家里亲身体会到，在切除一事上女孩面临的朋辈压力是那么强大，就算法律禁止也没有用。莫莉的丈夫是塞内加尔人，他们生了一个女儿柔依——有一天，柔依提出了令人震惊的要求。

“我要去做切除，”柔依跟母亲说，“我保证不哭。”柔依所有的朋友都接受了外阴切除，她不想做个异类。莫莉并不是个纵容孩子的母亲，她告诉女儿切除过程所带来的风险，这让女儿改变了主意。这个偶发事件让莫莉深信，终止切除外阴习俗的关键在于改变村民的态度。

1991年，她正式启动“托斯坦”的运作，把重点放在贫穷村庄的教育上。通常“托斯坦”会派遣一名当地教员到村里讲课，课程很多，包括民主、人权、解决问题、卫生、健康和管理技巧等单元。村民必须积极参与，帮助提供上课场地、课桌椅、学生以及老师的食宿。这个课程为期三年，男女都能来，不过学员们要作好心理准备，因为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一周三堂课，每堂课两或三小时。课程内容也包括训练村庄的管理者，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建立小额信贷体系来鼓励村民经营小生意。由当地妇女领导的这个组织非常小心，避免与村里的男人为敌。

“我们倡导女权才一阵子，就听到了反对声音，”莫莉说，“一些男人把我们的中心给关了，他们非常愤怒。后来我们坐下来，重新编写整个单元，把‘女权’改成‘人权’——民主和人权。这时男人也开始支持我们了，男人只是想参与，他们不想被当成敌人。”

“托斯坦”的谨慎作风，不愿意使用“残切”一词的做法，甚至不愿明说他们反对外阴切除的态度，有时候会激怒女权主义者。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保持自己的风格，维持一个正面的态度，让村民有足够的知识自行去作决定。他们的课程内容包含跟外阴切除相关的人权及健康议题，但是抱持不批判的讨论态度，不会建议父母停止帮女儿作切除。最后，大家通过公开地讨论切除而打破了禁忌。妇女一旦认真思考这项习俗，明白了外阴切除并不是普世价值，就会开始担心健康风险。1997年，马里康塔班巴拉村（Malicounda Bambara）一个由35名妇女组成的团体，在上完课后踏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她们宣布从此再也不会让女儿进行外阴切除。

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是个突破，也值得喝彩。但谁也没想到，这到后来竟成了灾难。其他村民痛斥这些妇女没有女性及非洲人的风范，指控她们拿白人的钱来背叛自己的族群。之后的几个月，这些女人们以泪洗面，担心女儿会成为老处女。莫莉向当地一位宗教领袖请教，了解到外阴切除是跟婚姻息息相关的，如果谁家的女儿没做切除，那会严重影响她的婚姻。莫莉认为“托斯坦”的错误在于让单一村庄独自行动。

“大家必须一起改变，否则你永远无法把女儿嫁出去，”莫莉说，“以前我母亲逼我戴牙套，我不仅流血，还哭了整整两年。要是一名非洲妇女说，‘你怎么对女儿如此狠心？’我母亲会说，‘我省吃俭用，从我微薄的薪水里省下一些钱，好让女儿的牙齿变得整齐好看，这样她才嫁得出去。你说我狠心，未免也太过分了！’”外阴切除是同样的道理。

莫莉下决心让整个嫁娶社群集体放弃外阴切除。“托斯坦”先是帮助妇女团体确认经常跟她们村有嫁娶关系的其他村庄，然后举办村与村之间的外阴切除讨论会。“托斯坦”也帮助妇女筹组共同宣誓大会，宣布她们放弃这个习俗。结果成效惊人。在2002～2007年之间，超过2600个村庄宣布停止切除。“速度正在加快！”莫莉说，并补充道，“托斯坦”的目标是在2012年之前终止塞内加尔的所有切除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