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平（第3/12页）

1943年

1月份，卡尔维诺转学到佛罗伦萨皇家大学农业与森林学院，并通过了三门考试。在佛罗伦萨学习的几个月中，卡尔维诺时常到维埃塞克斯图书馆自习。他的政治观点逐渐确定下来。7月25日，卡尔维诺在韦尔尼奥的梅卡塔莱战场（佛罗伦萨）得知了佩德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上任组建新政府（之后是对墨索里尼的罢免和逮捕）的消息。8月9日，卡尔维诺回到圣雷莫。9月8日，卡尔维诺拒绝加入萨罗共和国[86]的军队，并随后过了几个月躲躲藏藏的生活。用卡尔维诺自己的话来说，那段时间虽然孤独，但他得以博览群书，对他立志成为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4年

得知年轻的共产党员费里切·卡斯乔内（Felice Cascione）医生在战斗中牺牲之后，卡尔维诺请一位朋友介绍自己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之后，他和16岁的弟弟一起加入了以卡斯乔内命名的第二分队。卡斯乔内指挥了滨海阿尔卑斯山脉抵抗运动，并且发起了“加里波第”进攻行动。在二十个月的时间里，那个地区发生了游击队与纳粹之间最残酷的几场战斗，卡尔维诺两兄弟也身陷其中。而他的父母尽管长期被德国人监禁并押作人质，却也展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我之所以选择共产主义，完全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缘由。我感到有必要以‘头脑清零’的状态作为起点，因此我原本把自己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就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最重要的还是行动，而共产主义者是最具活力和组织性的群体。”[Par 60]

游击战的经历对卡尔维诺的人性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次才是政治方面的成长。事实上，那些激励着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精神也将成为他的精神榜样：即是“一种果断战胜危险和困难的态度；一种混杂着武士的自豪又对此报以自嘲的情感；一方面感觉自己代表了法律权威，另一方面又对这一代表权威的地位予以自嘲；有时候脸上会显现出一点自得又残忍的神情，但往往又闪烁着宽宏，并且急切地出于任何理由表现出这种宽宏。这么多年来，我必须承认，这种曾鼓舞万千游击队员完成壮举的精神仍然存在，驱使我们在这个充满艰苦现实的世界中继续前进，这是人类无与伦比的姿态。”[Gad 62]

、尽管游击队的经历在卡尔维诺的人生中十分短暂，但在任何其他层面而言，这段经历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记。“在最近一年，我人生中的不幸接踵而至，我经历了一连串难以言说的危险与窘困；我遭遇了牢狱之灾和颠沛流离，多少次徘徊在生死边缘。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积累的经验感到满意，甚至愿意经历更多。”[写给斯卡法里的信，1945年7月6日]

1945年

3月17日，卡尔维诺参加了巴亚尔多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游击队员第一次得到了盟军歼击机的支援。卡尔维诺在1974年的《记一次战役》（“Ricordo di una battaglia”）中回忆了这场战斗。

解放之后，卡尔维诺的思想进入了“自我意识阶段”。在作为积极的意共成员期间，他继续围绕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焦虑又个人化的关系进行自我觉醒。与其说这些字眼勾勒出一个确切的意识形态观点，不如说它们表明了两种互补的思想需求：“希望生命的真谛因其自身的丰富而得以发展，超越了条条框框加之于上的颓落弊端”，而且“希望世界的丰富性不会被滥用，而是利用得当并根据现存以及未来全人类的利益使其开花结果”。[Par 60]

卡尔维诺是因佩里亚省意大利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为多家期刊撰写文章，其中包括《民主之声》（La Voce della Democrazia，圣雷莫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我们的战斗》（La nostra lotta，意大利共产党圣雷莫分部的机关刊物）和《加里波第人》（Il Garibaldino，费里切·卡斯乔内分队的机关刊物）。

他享受了转业军人的福利，在9月份进入都灵大学文学院三年级学习，也在都灵长期定居。“在当时，都灵……对我而言确实是一座工人运动和思想运动都蓬勃发展的城市，这些运动所营造的氛围似乎包含了传统和未来前景的精髓。”[Gad 62]

卡尔维诺与切萨雷·帕韦塞成了朋友。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帕韦塞不仅是卡尔维诺的第一位读者：“我每写完一篇小说，都会跑到他那里去，让他来做我的读者。在他去世后，我觉得，缺少了一位完美读者的指点，我再也写不出好的作品了”[DeM 59]；卡尔维诺甚至将帕韦塞作为严肃与道德方面的榜样，模仿他的风格甚至是行为方式。由于帕韦塞的帮助，卡尔维诺在卡罗·穆思切塔主编的杂志《阿蕾杜莎》（Aretusa）12月刊上发表了小说《兵营之苦》（Angoscia in caserma）。也是在12月，他开始与埃利奥·维托里尼主编的《文化纵览》（Politecnico）合作，撰写了题为《贫瘠瘦弱的利古里亚》（“Liguria magra e ossuta”）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