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滴水一样（第2/2页）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主题。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只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若干年后的“万岁万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但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其实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高华写出经典的原因。因为追溯个人崇拜的根源，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老师，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分析一个问题，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没有读过档案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从整风开始，思想改造的成功恰恰依赖于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卓越代表永远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封锁。据说高华的很多文字，是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异常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他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