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6/9页）

野夫还对组织一词进行了梳理，野夫说，“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比如黑社会组织；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竟然会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特指中共。野夫做了阿伦特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分析：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这个怪物，个体的人在组织中，不过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而已。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和人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这一古老的习俗却是向中国自古而来的江湖黑帮学习的。在孙中山最初把这一封建迷信甚至残酷的手段引进到现代社会的党团制度中时，其誓词曾经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叛党违誓者将被诛杀老幼。在“联俄联共”的北伐时代，我们今天的组织，也学会了这一手段，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这样血腥气十足的语言，才会成为我们今天仍然流行的恐怖汉语。

这样的明哲，使得野夫在论述历史时，有一种理解之从容。即使他在谈论共产主义思潮时，仍对其抱着了解之同情：“恩格斯在论述到土地问题时，他所主张的仍是由政府赎买再来分配给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经吸引许多悲悯的知识分子的原因。”

这样的论述在野夫的文章中虽不多见，却构成了野夫文体极为珍贵的一个部分。它亲切、平等而温暖，自觉觉他，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关怀的宽广和深度。它告诉一切意识形态治国论者、专家治国论者、精英治国论者，现代中国人不能被代表，一个诗人、作家，一个乡间野夫同样对国是、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野夫实践了现代国民的文明精神：生存的开放性，对政治的用心。如同启蒙以来的哲学家断言并为发达国家的公民所实践的：现代人通过政治来实现自己。野夫实践了现代知识人的人格，自由，独立，本身即一独立政府，人格在国家社会层面之上。野夫实践了中国文明的匹夫立身原则，天下兴亡在他心中，如传统汉语尊崇的华夏人物：山中野夫，俨然国士。

六

跟诗歌一样，散文向来被中国人称为当行本色。散文是中国人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表达方式，天朝道德文章似乎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人生经验。即使五四以来的仁人志士们揭露了天朝文章瞒和骗的事实，证明传统文学不适应世界之中国经验，而以新文学启蒙国民。但新文学主流化后也日益走向反动，阔后变脸、势利，向权贵献媚，成为跟现代公民精神格格不入的玩意和摆设。我在《惜语》中说过：“白话文运动已经百年，谁能料想吾人专制能还魂借尸，现代汉语最先最大的成果在于它的反动。”“在发达国家复杂精巧的文明制度面前，吾人社会丑陋不忍卒睹，吾人面对复杂束手无策，动辄得咎，咎则归于民智低劣和异族利己，仍如文革求救于语言文宣，求教于自我瞒骗。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苦难，吾人语言愈有福。于是，中西碰撞，几乎重演大清帝国的悲剧。”

关于中国文章可以展开成巨制长篇，但对于它的特征其实可以诉诸常识。我在《破碎》一文中提及：“轴心时代的东土诸子，孔老墨庄孟韩屈平，几乎都出身于贵族，游走于诸侯，就食于豪门。……即使周文有蔽，春秋临乱，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这个大陆上的言语、暴力、粮食连同活人，都属于上流社会，都属于君王贵族。”

我在《破碎》中还说：“这可能永远是中国作家的耻辱。中国的作家很少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更没有将人的内心感知创造出一个跟外界同样强大的认知王国。写作在中国作家笔下似乎完全成为游戏，一种表白自己处于优越地位的工具。”“中国文字过早地为国家（王朝）权力征用，它本来比类天地万物，却在权力的控制里越来越枯瘦、灰暗，它不属于引车卖浆之流。它穿透不了规模、权力、人心，而依附于专制生活，狐假虎威，为虎作伥。最终这些干枯的文字反制人心，使得出身最底层的人接触了它，也会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去处，忘记自己生于世间的道义德性。甚至那些民众或贵族们在罪苦的缝隙，所发出的微弱的呼吸，所喊叫出来的话语，都如同狂风中的落叶，从来没有成就出一个绝大的不可逾越的世界。”“中国文明要活画出它那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中国文明要成就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来，是难的。西方的思想家观察到，在中国文明里，只有君王一人是自由的；这其实仍是假象。在中国，从圣贤到皇帝，到贩夫走卒，没有人超越了他的人伦秩序，而获享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