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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沉默了，仿佛脑部缺氧，说不出话。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要对青年学子所讲出的字眼而及时打住。

他停在那儿，脸红着，嘴巴微张着，眼神逡巡着……然后把话题转开。

那阵沉默。那阵窒息。

诗人卡琳·博耶的家人在她死后烧毁了所有可能证明她是同性恋的手稿。塞尔玛·拉格洛芙(1)写给闺中密友苏菲·艾尔康的情书在接下来的十年内还会继续被列为机密文件。

直到20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上提及同性恋的文章仍为数甚少。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以“那些同性恋”来称呼他们，借此撇清关系，表示自己与读者是同一国的，和同性恋完全无关。对同性恋者进行访谈时，考虑到大众的观感，采访者会给他一个化名，借此证实他就像王尔德的情人——阿佛列德·道格拉斯爵士所写的诗一样：一段不敢大方报出姓名的爱情。

受访的同性恋者也只敢从背面照相，这样大家才不会认出他的脸。无名无姓的背影，一个需要化名掩护、逃避社会大众的个体。对一般人来说，同性恋是陌生的他者，是“他们”；他们与社会上的其他人隔绝，是一个帮派，是一群女性化男性组成的阴谋集团，威胁了健康、正直的瑞典社会。大家必须要通过立法保护自己，保护整个社会，以及更重要的——保护青少年免受侵害。他们就像难以抑制的毒素、传染病，出于某种不明原因，对脆弱、缺乏主见的青少年充满了吸引力。

包括威尔恒·莫贝里（Vilhelm Moberg）与图尔·尼尔曼（Ture Nerman）在内的记者与作家，常被视为民主斗士，以及对抗司法腐败战争中无畏的武士。但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听到同性恋的反应，就像暴怒的斗犬一般。那仅仅是拉斯穆斯出生前几年的事。

20世纪50年代，一拨又一拨围剿同性恋者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带头冲锋的就是《斯德哥尔摩日报》《今日新闻》《快捷报》《晚报新闻》与《工人报》等知名大报。它们以“狂轰滥炸”的方式刊登未经证实的信息八卦，如同性恋妓院、用烟头灼烧青少年的虐待狂医生、同性恋势力秘密掌控全世界等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仿佛这些全是真人实事。

在这样一个偏执的年代，人们从报纸杂志上可以看见下列标题：

“同性恋者在摇头派对中纵欲狂欢”——《晚报新闻》

“同性恋者黑名单公布，持续肃清可疑首脑”——《晚报新闻》

“警方针对同性恋者进行大扫荡，逮捕14人”——《今日新闻》

“46名男性涉嫌诱奸幼童已遭起诉，警方针对同性恋者持续进行整肃”——《晚报新闻》

“450个男孩因同性恋行为受侦讯”——《快捷报》

“1000名青少年自同性恋帮派魔掌中获救”——《晚报新闻》

拉斯穆斯和他的同龄人就在这股仇恨与迫害的阴影下出生，在各自的家乡成长。

一个与现代迥然不同的年代，社会对陌生的他者全然一无所知。

那是一个偷偷摸摸，充满藏匿、谎言与保密的时代。

当时的西德法律还保留着将同性恋者视为罪犯的第175号条例——纳粹时期，男同性恋是非法行为，他们被关进集中营，佩戴粉红色三角形标志，在所有入营的犯人中地位最低下。传言指出，曾有同性恋囚犯互相杀戮，试图获得犹太人的黄星标志，借此提升自己在集中营囚犯中的地位。

这虽只是20年前的事，却展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当时的性解放运动还太不成熟、不成气候，还太柔弱、急切，几乎未经周详考虑。

后来发生的变化就像是从屋檐落下的水滴，即使地面上的积雪仍厚实不可破，屋顶上的冰雪却已经开始融化。

例如，首相帕尔梅在1970年回复来自奥勒布鲁的索伦·科普菲尔的来信时写道：“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的性倾向与其他人不同，就从道德观点上责难他们……在性生活领域里，学校必须明确与任何类似种族歧视的趋势保持距离。”

在斯德哥尔摩，受到美国男同志解放运动启发，同性恋者曾数次庆祝同性恋解放纪念日。全国性平等与平反协会（RFSL）由更具攻击性与战斗力的成员接管之后，抗议活动正式点燃战火。在最初数年间，只有少数几个人集合起来，一同穿越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高喊着“看看我们在这里游行，请告诉我们你是谁”与“我们是愤怒的同性恋者，我们不是好欺负的”等口号。

拉斯穆斯于1982年来到斯德哥尔摩，那年，解放日庆祝活动已扩大为8月底一整个星期的游行活动，由星期六的街头游行与星期日早上在大教堂的讲道为活动画下句号。星期日的讲道吸引了大批人，甚至连斯德哥尔摩大主教拉许·卡尔森也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