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第2/11页）

他在家里，总喜欢把“我的勋章”挂在嘴边。他这种自豪感极度膨胀，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在扣眼上挂任何别的勋章，见了外国勋章更是火冒三丈，他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允许他们在法国佩戴出来。”他特别反感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的舍奈“大夫”，此人居然也总挂着一种勋章绶带，白不白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说不上是个什么玩意儿。

从凯旋门到纳伊这一段路，他们两人交谈的话题大同小异。这一天与往常一样，先是谈论本地区的种种弊端，对所有这些，他俩都甚为憎恶，但区长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接着，卡拉望把话题转到疾病方面来。与医生结伴同行，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指望在闲聊中能免费拾些牙慧，得些指点，只要不着痕迹，问得巧妙，说不定等于能得到一次诊断。何况，他近来很替他母亲的健康状况担心。她时常昏厥过去，隔许久才苏醒过来。她年已九旬，偏又不肯求医就诊。

母亲垂垂老矣，卡拉望一说起就要大动感情，他一再对舍奈“大夫”说：“您能经常见到这么高寿的人吗？”说着，就喜滋滋地搓搓双手，这倒不见得是他希望老母亲永远活在世上，而是因为他母亲的长寿，也是他本人将长寿的预兆。

他接着说：“哈哈，我们家的人都长寿，因此，我敢肯定，如果不出意外，我会活得很老。”

老卫生员向身边的这位伙伴投去怜悯的一瞥，再打量打量对方红光满面的脸，肥嘟嘟的脖子，垂在两条肉乎乎大腿上的大肚子，还有那容易中风的圆滚滚的体型，然后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不溜秋的巴拿马草帽，嘿嘿地一笑，回答说：“老兄，不见得吧，令堂身体干瘦干瘦，而您却胖得像个皮球。”卡拉望窘得发慌，便一声不吭了。

这时，小火车到站了。两个同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到对面他俩常去的那家环球咖啡馆去，请卡拉望喝一杯苦艾酒。老板跟他们挺熟，隔着柜台上的酒瓶伸出两根手指，他们握了握，然后走过去，瞧瞧从中午起就一直在那里玩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友。大家彼此热烈地互致问候，又少不了打听打听“有何新闻”。然后，牌迷们继续玩牌。待这两位告辞时，他们头也不抬，只把手伸过来，他俩握了手，就各自回家吃晚饭了。

卡拉望住在古尔博瓦广场附近的一所三层小楼里，楼下开了一家理发店。

他的住宅里有两间卧房、一间饭厅和一个厨房，几把修理过的椅子要按需要在几个房间里搬来搬去。卡拉望太太的时间几乎都花在打扫房间上了。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与九岁的儿子菲力普·奥古斯特，则整天在街边的泥坑里，跟本街区的顽童嬉闹玩耍。

卡拉望的母亲被安置在楼上。她在附近这一带以小气而出名，而她本人又精瘦精瘦的，所以有人说，上帝把他老人家自己精打细算的原则全都用在她身上了。她脾气很坏，没有一天不跟人吵架，不大发雷霆的。她从窗口里大骂站在自家门前的邻居，大骂蔬菜贩子、清道夫与孩子。孩子们为了报复，就在她出门的时候，远远跟随其后，高声叫喊：“老——妖——精，老——妖——精！”

家里雇了一个女佣，专干家务活。她是个矮小的诺曼底人，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睡在三楼，就在老太太的旁边，以防老人有三长两短。

卡拉望回到家中时，他那有洁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擦拭那几把散放在空荡荡的几间屋里的红木椅子。她总是戴着线手套，头上扣着一顶便帽，缀在帽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缎带，时时滑落到一侧耳朵上，她老是打蜡呀、擦拭呀、洗呀、刷呀，每逢被人撞见时，就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人，我家里的陈设很简单，我的奢华就是洁净，这可不亚于其他种类的奢华。”

她生来就讲求个实在，而且固执己见，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是她向丈夫发号施令。每天晚上，先是在饭桌上，而后又在床上，两夫妻都要喋喋不休地议论办公室的事。虽然丈夫比妻子大二十岁，但是如同向神父做忏悔一样，什么事都告诉她，并且还得遵照她的意见去行事处世。

卡拉望太太从来就没有漂亮过，她原本又矮小又干瘦，现在更称得上是丑陋了。这也怪她不会打扮，如果穿戴得体，她那点很有限的女性特征，也可以巧妙地有所凸显，然而现在却被她自己的不当弄得不见踪影。她的裙子总是穿歪了，扭向一边。她还爱在身上东抓抓西挠挠，不管是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场合，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了一种怪癖。在家里，她通常戴着一顶软帽，帽上缀着一大簇丝绸彩带，她觉得这是唯一适合她的打扮，自认为这样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