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西政权的没落（第2/4页）

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大西军出现了叛变，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投降清军。就向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一样，刘进忠引清军入川。历史一再重复，重复的不是历史，重复的只是人性。

四川的地形非常复杂，山多平原少。如果没有刘进忠这么一个好向导，清军是不会这么顺利地进来的。刘进忠直接把清军带到凤凰山下。根据史书记载，这天风特别大，雾气特别浓，完全看不清东西。张献忠早上起来，走出帐篷，忽然一个哨兵报告说后方有马蹄声和铠甲声。张献忠听了大怒，让人把哨兵绑起来，准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斩首。但是，没过多久，又有很多哨兵传来相似的报告。张献忠不由得起了疑心，张献忠亲自带着亲兵来到凤凰山下，这时，大雾已经散开，张献忠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全是清兵。

张献忠离清军的距离很近，刘进忠一眼就认出了他，对豪格说：“这个人就是张献忠。”

豪格急忙拉弓，一箭正中张献忠的胸口，张献忠当即摔下马，气绝身亡。当时，张献忠军营里有一个外国传教士，他曾记述张献忠的死亡过程：

献忠闻警，不问详细，是否果系清兵马队，随即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同小卒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膀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太监见献忠已亡，先奔回大营，高声叫道：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

张献忠一死，结局不难想象，大西军是失败大逃亡，清军是胜利大追杀。清军斩首数万级，获得马匹一万二千匹。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带着几千残兵、几万家口，从重庆南下，辗转来到贵州，后来在云南建立了四将军政权，联合南明，继续抗清事业。

末路英雄李定国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失去了最高领导，抗清事业由四将军继承，但这四将军之间的矛盾也挺多的。

四将军都是张献忠的养子，在跟随张献忠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可望年纪最大，跟张献忠的时间也最长，张献忠死后，起义军都称呼孙可望为大哥。张献忠生前最器重的人是孙可望，论理，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是毋庸置疑的领导人。

事实上，孙可望也确实当上了起义军首领，但是平辈太多，局面并不好控制。部队占领贵阳后，在军队去向问题上首先发生了争执，矛盾首次公开化。孙可望主张率军进入岭南，李定国则坚持要向云南和广西一带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方便联合南明。

应该说，李定国的建议要好一些。所以，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孙可望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往云南、广西发展，联合南明势力。

李定国的战略确实是有效的，进入云南和广西后，大西军再次发展到二十几万人。孙可望随即称王，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应该说，孙可望治国能力并不差，至少不比张献忠差。孙可望在自己的地盘内，分田地给老百姓，对于特困家庭还给予特殊补助，比如给他们耕牛和种子，让他们自力更生。在孙可望等人的努力下，大西政权又出现了繁荣局面。

孙可望吃水不忘挖井人，政权稳固后，他为张献忠建立了一座宏伟壮观的太庙，称呼张献忠为“老万岁”，一切大事，都要先告太庙而后行。张献忠以前自称为秦王，这时，孙可望请求南明封自己为秦王，以示继承张献忠的遗志。

确定了联明抗清的政策，行动起来就有方向了。1652年，大西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总共有八万人，经由贵州出湖广，直逼桂林，进而攻取广东肇庆；另一路由李文秀率领，总共有六万人，出四川，下重庆，攻成都，直逼关中。

孙可望则坐镇指挥。

这次北伐，大西军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在事前就规定了军纪，有五点全军将士必须牢记：“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物。”显然，这次出征跟以前很不一样，这次是哀兵，是正义之师，为了更崇高的目的而出征。也正因为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所以这次北伐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一样。这次北伐也导致了一个可怕的结果，李定国在北伐的过程中表现得实在太出色了，引起了领导孙可望的疑忌，最终同室操戈，将大西政权带向没落边缘。

李定国跟张献忠、李自成一样，也是农民出身，也是陕西人。崇祯三年，李定国才十岁，他就参加了张献忠的起义军。小小年纪，他就一身是胆，毫不怕死，因为作战勇敢，他得到张献忠的宠爱，随后张献忠将他收为义子。常年战争的经历培养了李定国超强的军事直觉，虽然他是个文盲，但是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