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第3/22页）

实际上，克里姆林宫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事实证明，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作为党内仅存的具有理论修养的官员，其实是最缺乏想象力和政治才能的。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寡头，就像罗伯特·英格利希写的那样，是正统思维的“最后的人质”。他们的集体思维并非源于深刻的意识形态信仰或革命激情，而是由于缺乏教育和对多样性的宽容，以及斯大林主义的长期影响。

国内出现了阻挠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逆流。就连一些语义的变化也指向了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勃列日涅夫像斯大林执政时那样，把自己的头衔改为总书记；党的最高机构（从1952年到1964年被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又一次变成了政治局。俄罗斯中心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军国主义的聒噪，这些为斯大林主义后期所特有的种种做法又开始抬头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大城市，犹太裔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对反犹运动卷土重来的恐惧中。

新领导班子的社会文化特征与集体心态，对于苏联的国际行为和苏维埃联盟本身的未来可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国际关系范式中的意识形态（革命）成分是为后赫鲁晓夫时代领导集体中的多数人所共有的。在国内政治方面，他们中许多人都支持取消去斯大林化，赞成加大力度取缔文化多样性，主张遏制文艺领域的自由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囚徒。他们害怕放弃正统教条，也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改革。

新寡头们嘲笑赫鲁晓夫插手马列主义领域，尤其是他对党纲的“修订”，认为这样做是受错误思想的蛊惑，注定没有好的结果。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中许多人也受困于一种奇怪的自卑情结。换句话说，他们担心自己在教育和理论修养上的不足，有可能在涉及“重要政策”的问题上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引上邪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把界定“思想正确”这件复杂的事情交给了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他受过正统的党史和教科书版本的马列主义训练。国际事务方面的备忘录起初必须经过党的中央机构的过滤，而控制着该机构的是苏斯洛夫和一些带有外省和地方背景的宣传人员。这些人当中有一些是勃列日涅夫的老朋友和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专家[例如，科学部部长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Sergei Trapeznikov）、宣传部部长V.I.斯捷帕科夫（V.I. Stepakov）和勃列日涅夫的副手V.A.戈利科夫（V.A. Golikov）]。他们在国内政策上拥护俄罗斯中心论的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在外交事务上则欣赏信奉左倾教条的中国人。在为即将于1966年3月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勃列日涅夫的报告时，这些正统派的幕僚建议删掉有关“和平共处”、“防止世界大战”、不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极为多样”以及“不干涉其他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内容。他们抱着1952年有关美国的宣传中的看法，要求党的报告揭露美国的“侵略和贩卖战争的、残暴的殖民主义本质”，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越来越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戈利科夫在内部讨论中宣称：“我们不应当忘记，世界大战即将到来。”据说由谢列平提出的一个说法也传开了：“人民必须了解实情：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毫不奇怪，新的领导集体一致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头等大事必须是与“兄弟般的”共产党中国和好，而不是缓和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关系。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当时正在滑向革命动乱，也就是很快就为人所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些驻北京的苏联外交官试图向莫斯科报告此事，但这些报告没有得到信任，也没有被当回事。驻中国大使斯捷潘·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曾经是乌克兰的党的书记，他比较清楚苏联领导层的心态，就给报告换了一种更为积极的调子。于1965年取代契尔沃年科的谢尔盖·拉宾（Sergei Lapin）是个犬儒化的官员，甚至都没有费心去提供合适的分析。1965年1月，政治局否决了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部的立即采取措施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的建议。谢列平批评了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说他们缺乏“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

1965年越南战争的升级在后赫鲁晓夫时代的克里姆林宫引发了第一次对外政策大讨论。苏联领导层以前没有意识到越南和印度支那在地缘政治上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徒劳地劝说河内，不要对南越发动战争。历史学家伊利亚·甘杜克（Ilya Gaiduk）认为，他们是担心战争“阻碍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缓和进程”。然而，美国的直接干预让政治局不得不采取行动。现在，要求对意识形态上的兄弟承担责任的呼声占了上风。支持采取亲中的对外政策的人开始认为，通过联手帮助北越，苏联对越共的援助会制造苏中和解的机会。苏联开始增加对北越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形式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