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一）（第2/7页）

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家们就像其东欧同行一样，以为政治会按照卡尔·马克思预言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以为资本主义的新俄罗斯将会建立起西式的民主制度。相反，正如有些专家曾经警告的那样，经济变化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冲击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反应，人们反对叶利钦政权及其“民主”道路。俄罗斯与波兰、捷克或波罗的海各国的情况不同，在那里，全国性的强烈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反应。而在俄罗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感召力，连同鼓吹其优越性的政治党派和领导人一起垮掉了。主张采取有力手段恢复“秩序”并保护普通公民不受寡头和犯罪分子侵害的呼声越来越高。观察家们开始担心，由于经济受挫和宗主国自尊心受到伤害，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有大爆发，结果就会出现一个“魏玛共和国式的俄罗斯”（Weimar Russia）。1999年，这一切开始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反美情绪急速增长：在俄罗斯的大众意识中，在知识界的精英中，冷战结束时对美国抱有的明显好感和正面印象都消失了。俄罗斯政府不但没有仿效美国人和美国社会，还开始拒斥“华盛顿共识”——后者在经济上强制要求进行令人休克的转型，政治上则要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它还对美国的智慧及其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

说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了俄罗斯，那有点夸大其词，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俄罗斯表现出来的日益強烈的不满和反抗情绪，美国的对俄政策是要负责的。冷战期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对苏联的扩张主义采取了谨慎的遏制政策，明智地构建起“自由世界”以对抗共产主义集团并在冷战胜利后领导西方扩大自己的范围。不过，对于俄罗斯，美国缺乏远见卓识，缺乏具有连贯性的战略。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没有被摆到重要的位置。当共产党在莫斯科不会卷土重来这一点变得明朗之后，俄罗斯就从美国的电视屏幕和报纸的前几页中消失了。从中国到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发展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其次，美国的对俄政策所面向的，与其说是未来，不如说是过去。在美国，许多个人和集团仍然在用充满怀疑和偏见的目光看待俄罗斯揪住苏联和沙皇时代的过去不放。在他们那里，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制度和古拉格的形象、对犹太人集体迫害的记忆以及有关亚洲落后的独裁统治的神话都被混为一谈。俄罗斯在车臣的无能而野蛮的战争激活了这种带有恐俄心理的想象。美国社会中的狂热分子担心，如果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不能得到拯救并转向民主，它就会倒退回苏联时代的“邪恶帝国”。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俄罗斯陷入无政府和腐败的泥潭中时，俄罗斯在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形象就改变了它不再是“雄心勃勃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被劫掠一空、处于核武化无政府状态的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盗贼统治的国家”。1999年之后，美国政府和媒体逐渐开始采用指责的腔调，指责俄罗斯政府未能走上指定的民主化道路。

美国虽然在批评俄罗斯的罪责与缺陷，但却从未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提供任何经济激励和精神鼓励。由于一个荒唐的理由，俄罗斯甚至从未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正常权利：国会在1974年因为移民自由问题而拒绝给予苏联贸易“最惠国”地位的立法也适用于俄罗斯（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俄罗斯旅客和游客的签证限制也收紧了。美国的许多私人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经济和政治咨询机构以及传教士在俄罗斯开展行动，用半殖民主义的方式对待俄罗斯人，向他们宣教并劝说他们改变信仰。1993～1999年，克林顿总统与“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过，俄罗斯改革家们想为自己抛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帝国而获得的回报可远不止这个。对于叶利钦的亲西方取向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俄罗斯从其与西方的关系中一无所获，而且还被当作延长了缓刑期限的罪犯来对待——如果不是更糟的话。随着欧盟与北约的扩大，俄罗斯无法融入“新”欧洲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一席之地，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北约邀请曾经属于苏维埃帝国的那些国家加入它的行列，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那些国家，反苏反共的情绪引发了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怨恨。在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许多人都忘记了，俄罗斯人也曾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这些国家的许多人都怀疑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只不过是那个老帝国的化身。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有些政治家认为，北约的目的是想保护他们不受俄罗斯“帝国主义”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