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危情之年（1942年3月～1942年9月）（第3/9页）

罗卓英和史迪威派孙立人新38师赶赴仁安羌解围。

在淞沪战场上受伤的孙立人，到香港进行治疗，出院后，参加武汉会战，后奉命重组税警总团，长时间在贵州都匀练兵。1941年12月，以此为基干组建新编第38军，归张轸第66军指挥。接令后，孙立人立派刘放吾（黄埔军校6期，湖南桂阳人）第113团驰援英缅军第1师。

此时，由东面杀来的日军第33师团作间河联队已迫近仁安羌，将未及渡河的英缅军第1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包围。这是4月16日入夜的事。经激战，刘团在英缅军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协助下，于20日下午3点一度将日军击退。孙立人在前一天亦亲带陈鸣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队1期，上海人）第112团驰援而来。但此时，日军第33师团主力也赶到了。因战局整体恶化，孙立人无法得到第5军配合，最后只能率部转移。日军随之在4月21日占领仁安羌。在此之前，英国人趁机向西北潜行而撤入印度，留下来的中国军队却陷入急速恶化的缅甸战局中。

坏消息主要是第56师团带来的：4月29日腊戍失陷，5月8日密支那被占，曼德勒在此前一周早就丢了。

史迪威要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司令长官罗卓英表示同意，作为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坚持撤回国。甘丽初第6军和张轸第66军主力算是幸运，虽然七零八落，但不少人还是辗转回到了中国境内。接敌最近的戴安澜第200师、余韶（行伍出身，湖南平江人）第96师、廖耀湘新22师以及第66军孙立人新38师，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杜聿明向戴安澜、余韶、廖耀湘以及孙立人下令：各寻路线，自行回国。

这个命令是要命的。

密支那被占领后，日军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杜聿明等人被迫转走野人山。这是关于远征军败走的最普遍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杜聿明想回国的话，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集结部队直接攻击密支那，在那里夺路而走。因为占领密支那的日军有限，如果杜聿明硬攻，未必不能冲过去。事实是，坚持回国的杜聿明没进行这个选择，而是避开了当面的日军，并把所有的火炮等重武器扔下，进入了野人山。

戴安澜的第200师在掩护军部转移时，渐渐与杜聿明军部失去联系，5月18日通过一处公路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戴安澜胸腹部中弹，8天后殉国，第200师残部经过九死一生，最终经南坎以西艰难回到中国云南；余韶第96师也渐渐离军部越来越远，但后来该部侥幸退到国内；孙立人拒绝了杜聿明的命令，带着他的新38师在审时度势后，撤入了印度，兵力相对没受太大损失。

廖耀湘新22师则完全陷入梦魇。这个师跟着杜聿明军部行动，放弃了所有车辆和重武器，进入缅北胡康河谷附近野人山，电台联系随之中断。饥饿与疾病、毒虫与猛兽、酷热与潮湿，野人山里的远征军士兵很快就迷失于广袤无边的原始森林中。费尽力气走了几天，最后发现又转悠回来了，这种消耗与绝望是最致命的。中国著名的现代诗人穆旦也曾是远征军的一员，他侥幸冲出野人山后，曾写下不朽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在每一步都有人掉队、每一步都有人倒下的跋涉中，杜聿明和廖耀湘带着部队不但没能返回中国，而且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就在他们几乎要全部倒毙野人山时，被一架美军运输机意外发现，在空投了食物和干电池后，杜聿明跟重庆恢复了联系，得到的命令是：向印度撤退。最终，杜聿明带着残部来到印度后不久，就被蒋介石召回国了。

一路追击的日军第56师团，攻占了滇西重镇芒市、畹町、龙陵、腾冲、松山，眼看着就冲到怒江一线。由于大后方云南出现危情，蒋介石急命驻昆明的宋希濂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也要把日军挡在怒江西岸。

参加完武汉会战，宋希濂一度在第1战区第34集团军做副总司令官，后出任中央训练团附教育长，1941年底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军有异动，蒋介石增强云南的兵力，派宋希濂率部由川赴滇，兼任昆明城防司令。这个集团军辖两个军，即钟彬第71军和加入远征军的张轸第66军。出现险情后，宋希濂带人火速来到第71军所辖李志鹏（黄埔军校5期，江西雩都人）第36师的驻地祥云（大理境内，云南中部偏西），然后带着李部星夜兼程赶往怒江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