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力的化身：曾国藩（第5/6页）

曾国藩做人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所以，在满清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主张对洋人的交往中也一样要贯彻诚信原则。他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他奏派学生出国留学，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在剿灭太平军之后，功名事业如日中天，这时他却能极度冷静，在大盛之时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皇帝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者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关爱有加，互见肺腑，毫无芥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感情深挚。对于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能够尊重孩子人格，教育孩子总以鼓励为主，没有一般封建家长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他的一生也充满苦涩。

苦涩的原因之一便是他那种极度克己的生活方式。他每天清晨即起，所有的时间不是处理事务便是读书作文还有反省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由于用心过甚，得了失眠症。有时候，活得太苦时，日记书信中也偶尔会出现“寸心焦灼，了无生趣”之语。晚年之时，政事纷繁，诸病交集，压力巨大，常常恨不得早死。同治六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然而曾国藩的苦恼消沉，决不仅仅是由于政务烦冗，疾病缠身。更重要的，是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期，然而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他没有能探悟到拯救旧世界的真理，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创造一个以儒家学说为指针的太平世界。相反，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满清王朝的命运，无论如何是不能拯救了。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感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极为沮丧。同治十年（1871年），他听说自己艰难创办的长江水师在整个社会风气的挟裹下已堕落成了百姓的祸害，不禁良为感慨。他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有骨牌者字牌者，则以拿赌论索，得数千或千馀文，乃肯释放；或以查拿私盐、查拿小钱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讹钱释放；夜索打更之油钱；民船拉纤，不许在炮艇桅上盖过；干预词讼，至有哨官棍责举人者；甚且包庇私盐、袒护劫盗种种弊端。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而昔年所办之事，又有大不妥如水师者，贻人讥议。”“余向来本多忧郁，自觉平生之事，多可愧者。近因右眼失明，身体衰弱，尤念从前愆咎难再补救，此生学业毫无成就，用是愧郁交乘，有如圣人所谓长戚戚者。”

自诩为“好汉”“平生倔强”的曾国藩在晚年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