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天子脚下的幸福生活（第3/10页）

在京官中还有一部分没有进士身份的京官，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曾经供职于这些衙门的工作经历，通过科举考试来取得进士功名，然后获得跻身于更高权力地位的资格。为了不当一辈子文吏，在仕途上可以走得更高远，他们在取得京官的职位后，接下来还会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以取得进士的光环。也恰恰是在这些人中，不仅中进士的比例高，而且成绩名列前茅的也不在少数。当然这与他们小京官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这些小京官都是从各省国子监的生员选拔出来的尖子生，礼部官员登记造册后奏请皇帝。这些各地的尖子生要会考于保和殿，称为朝考。通过朝考者就可以在京城衙门谋个实职。

选拔者中很多人都是当地的名士，早已进入国家的人才贮备（登朝籍）。他们参加进士考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些殿试读卷的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本来就是“老相识，老熟人”，知根知底，考试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从雍正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33-1904）这一百七十余年间，五十七次会试中由中书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共计六十八人（引自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二）。

而且，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学侍从的优势地位也发生了转变。翰林等官不再居于官场上的显位，主要是由于六部司员都可以通过掏钱捐纳取得，录用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正规。就像现在的大学扩招，其结果就是让大学这块金字招牌变成破铜烂铁。

由此可见传统的官僚体制在运行到一定的阶段后，已经处于无法调解的矛盾状态之中，愈陷愈深。

收入是永恒的变量

京官穷得口袋里叮当响，这好像成了古代官场上达成的统一共识。但事实情况也不尽然，其实这种京官的穷是相对而言，那些占据权力要塞的京官就是他们哭穷，也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眼泪。有人习惯用收入来衡量权力的大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权力能够为官员带来收入。

一个官员的收入越高，表明他的权力也就越大。其实这只能是个推理，绝对不是真理，因为决定官员收入多少的要素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永恒的变量。

我们就拿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来说，知县甲和知县乙，虽然同为知县，可他们权力所辖的区域之间存在着贫富差距，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知县甲和知县乙动用权力所能够获取的灰色收入也就存在差距。更为重要的是知县甲和知县乙的个人修为也决定着他们的贪廉程度。如果知县甲立志要做一个海瑞那样的清官，就是把他放在应天巡抚的位置上，他的灰色收入也远远不如一个知县。综合以上因素，官员的收入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其权力的大小。

但是对于京官来说，情况与地方官员又有所区别。首先在决定其收入的各种要素中，存在的变量有所减少。这样一来，京官的收入多少与权力大小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权力值就约等于个人收入。

官员所拥有的公权力所圈出的区域越大，那么他所获取的利益就越多。真正穷的，只是那些清水衙门里的小京官。这帮小京官是一群被称为“京曹”的人，他们仅仅是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权力不大，工作也很清闲，他们的收入甚至还赶不上一个在底层刮油水的胥吏。

对于一名低级别的官员，既没有来自下级的孝敬，又没有实实在在的公务经手，想要过上富足的生活是非常难的。胥吏的收入与所在的岗位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能够盘踞权力要塞，他们就可以揩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更为明显。

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正从二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正从三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正从四品俸银一百有五两，米一百有五斛；正从五品俸银八十两，米八十斛；正从六品俸银六十两，米六十斛；正从七品俸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正从八品俸银四十两，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银三十三两一钱一分四厘，米三十三斛一斗一升四合；从九品俸银三十一两五钱二分，米三十一斛五斗二升；未入流俸银禄米与从九品同。”

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就拿“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来说，换算成今天的钱粮，相当于一年两万多块钱。要知道，当时可没有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京官一家老小加上仆人，至少有十几口人吧。如果仅靠着台面上的两万多块钱，京官的日子几乎没法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