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王侯将相真有种（第3/4页）

这三人是清流人士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被贬，在清流人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朱温的铁腕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谁不服，就贬谁；再不服，就连贬带扁，往死里扁。当时的吏部尚书陆扆、工部尚书王傅在同一天被贬。紧接着，太子太保赵崇致仕、兵部侍郎王赞被赶出朝廷。从此以后，朝廷中但凡有所谓“清流”头衔的人都被朱温以皇帝的名义逐出权力核心层，放逐到地方为官去了。到了该年六月份，被贬斥的朝廷重臣已有三十多位。

朱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几天后，他以昭宗的名义下旨。将裴枢等被贬的高级官员三十多人弄到一个叫做白马驿（今河南滑县）的地方，将他们全部杀掉。杀人的借口冠冕堂皇：这是按照昭宗的意思在办。

这时候，那个出馊主意的李振又站了出来。他跟朱温讲，这帮人不是一直以“清流”自居吗？那就把他们的尸体统统扔进黄河里，让他们死后永远成为黄河中的浊流，无法融入清流。像李振这样的文人只要将自己身体内的文骨砸碎，他们首先祸害的还是自己的同类。本是同根，相煎越急。

朱温看着眼前这个落榜书生，见过无耻的文人，没见过如此无耻的。黄河黄，是因为黄河本身就是浊流，真是创意之举，也只有李振这样不得志的文人能够想得出来。就这样，三十多具清流人士的尸体被抛进了滔滔的黄河，清流之躯融入黄河的浊流。

事情到这个程度，我们才弄明白“白马之祸”的祸不在杀戮本身的惨酷性，而在于它的巨大讽刺性。文人李振借着朱温之手，发泄着自己对于清浊之分的愤怒。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朱温又把那些不肯依附于自己，且又自认为门第高贵，或经由科第出身而身居三省台阁官员、地位稍微显赫者全部诛杀。诛杀的理由给得牵强，说他们是结党营私，破坏了国家的权力安全阀。这次杀掉的文臣有数百人之多，朝堂为之一空。

事件背后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曾经的黄金盛世在走向穷途末路之时，文人士大夫们的结局是凄凉的。

更让人胆寒的是，在整个事件中，李振这些读书的种子毫无物伤其类的痛感，甚至在溅起的血光中能够倒映出他们狞笑的面孔，这的确让天下读书人为之心寒齿冷。李振这样不得志的“书生”主导了这场权力世界的悲剧；包括挥刀斩杀文臣的朱温，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陷入这种疯狂的状态？

魏晋南北朝以来，很多士子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打拼后，在中原形成了一个以炫耀家世为特征的特权阶层。到了晚唐时期，这些有着社会背景的“衣冠之士”已经在维持最后的辉煌。体面的家族背景，并没有为他们换来对等的权力。可他们仍心有不甘，即使成了强弩之末也要挣扎到最后一刻。好像唯有如此，才能不辱没祖上的那份荣光。

唐朝末年权力系统的大崩盘，从皇帝到官僚徒有救世之心，而无救世良策。士族流品虽然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可也有了死亡的色彩。

晚唐官员选拔被那些官宦士族、权豪子弟们所把持。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也就是说，平头老百姓想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连门都没有。

士族人员的权力抱团也直接削弱了皇帝手中的权力。为了稀释士族人员的权力，从隋朝开始，官家开始推行科举考试。这种方法有效果，但却没有收到从士族手里完全夺权的效果，大部分非士族人员中依然徘徊在权力的门槛之外。士族人员依旧把持着核心部门的核心权力，并不断提携着自己圈子里的人才。清流与浊流好像怎么尿，也尿不到一个壶里。同样是读书人，因为出身门第不同，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却只能久居人下。这种权力通道的堵塞，让非士族人员对那些所谓的“清流”高级官僚的憎恨越发强烈，划根火柴，就可以引爆一个世界。

从隋唐的官场斗争来看，如果不是士族阶层企图堵死非士族知识分子的晋升之路，他们绝对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客观地说，士族知识分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官文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价值。自古以来，我们只要说到官文化，好像都是士族知识分子的事。这种文化上的垄断，其实就是官家话语权的垄断，说白了其实就是权力的垄断。这种垄断让无数的非士族读书人在权力的门外除了长长地叹息，就是幽幽地怨恨。当怨恨和叹息有了发泄的通道，士族阶层的末日也就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