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第3/8页）
黎川之失，红军虽然出师不利，但远未到攸关大局的程度，在东方军北返，同时中央军也向黎川一带靠近后，国共间真正的交锋才刚刚开始。
（2）洵口、硝石之役
黎川失守后，中革军委决定将东方军从福建撤回，中央军向黎川一线靠拢，准备在此对国民党军实施打击，相机夺回黎川。红一方面军指挥部根据这一计划发出命令：“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31]计划规定东方军（时辖红三、五、七军团）的基本任务是攻击国民党军左翼薛岳、周浑元两纵队，威胁南城。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先东移配合东方军作战，然后经康都西移棠荫、里塔等地，完成钳制抚河西岸吴奇伟纵队、粉碎抚河沿岸及抚河西敌军的基本任务。中革军委希望，红军以“消灭硝石、资溪桥、黎川地区敌人”为目的，在运动中“突击敌人之暴露翼侧”，以此打击敌有生力量，“造成对敌人中心根据地的威胁”。[32]
从当时来看，中共方面总的思路是希望将部队顶到苏区外线作战，尤其要尽力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在战略上争取主动。这一思路其实和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朱德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原因时曾谈道：“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33]面对和第四次反“围剿”有一定相似性的局面，中共继续采用这一战法应属正常。为达成顶出去打的目标，夺取南城与黎川之间的战略要点硝石具有重要意义，既可切断黎川国民党军与南城附近主力军的联系，使黎川成为孤城，从而一鼓而下，又可吸引南城一带国民党军主力出动，达到在此一带集中主力围点打援的目的。因此，中革军委一改黎川失陷之前的拖延态度，连电要求东方军迅速回师，指斥：“彭、滕又要围攻邵武，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34]朱德、周恩来10月3日致电项英，明确谈道：“目前关键在中央军能以极大机动抓紧当前敌情变化，适时出现，东方军集结最大兵力以最大速度赶在抚西敌援未至硝、黎，工事未固之先，进击硝、黎敌人。”同时，对在硝石作战的风险也有充分估计：“估计敌知我军回师，如更知我中央军东移，其罗纵队有以两三师，或改由李九师、八十七师秘密移至南城，准备以硝石许师诱我，以便从南城、新丰、黎川三方面向我出击之极大可能。”[35]在硝石作战关键是要争取时间，尽可能早地控制硝石，否则就有落入对方包围圈的可能。事实上，朱、周的电报已经侧面提示了硝石作战的隐患，即进入对手后方作战，一方面应有强大的兵力作为后盾，另方面还要随时防止被断后路，而以当时两军兵力对比，红军在这两点上都难有成算。
在中共方面积极备战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也四下出击，“清剿”分散活动的红军游击部队，巩固其对黎川的占领。10月3日，国民党军得到报告，洵口方向有中共军队千余人活动，周浑元判断其为红军独立团或游击队，于4日下令第六师周嵒部派出三团“前往扑击”。[36]
当晚，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率第三十一、三十四两团及第五师第二十七团向洵口方向进发，5日晨到达洵口后，并未发现红军大队踪影。此后，该部在回黎川还是继续搜索上与指挥部往复协商，一直到6日，侦知飞鸢方向有红军部队后，葛钟山决定“乘机袭扑该匪”，[37]率部向飞鸢进击。
东方军9月底由福建回师，10月5日，奉命向硝石方向前进。6日，红三军团隐蔽到达黎川东北，突出于国民党军的葛钟山部成为红军向前挺进中的顺势攻击对象。6日下午，葛旅大部到达飞鸢后，红军主力突然向其发动攻击，将葛部压回洵口，同时资溪桥、湖坊一带红军自北、南两面向洵口出击，形成合围之势。7日凌晨，东方军下达攻击洵口命令，以第四师、第二十师、第五师对洵口发起进攻。国民党军被困的第二十七、三十一两团在赶来增援的部队接应下，突出包围，随增援部队撤回黎川，第三十四团被围困在洵口村内。据彭德怀回忆：被围国民党军“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一天半天时间，即可消灭”。[38]但红军根据既定计划，主力前出进攻硝石，未全力消灭洵口被围部队，10日，国民党军援军到达洵口，将第三十四团残余部队接应回黎川。11月，蒋介石亲自出席仪式，为第三十四团颁授荣誉旗，称誉其在红军包围中，“危困至五日之久，卒能以寡击众，打退土匪，安全回到黎川，使我们全体剿匪军队的精神为之一振！”[39]是役，红军对敌3个团形成重击，缴获机枪29挺，长短枪1084支，无线电台1架。东方军伤亡700多人，国民党军阵亡458人、受伤810人、旅长葛钟山以下被俘1100余人，[40]洵口死尸横陈，数日后仍“臭气大张”。[41]洵口之役，“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42]不过，红军在是役中损失大批弹药，按中革军委事后保守的总结：“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在这一次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程度。因此，以我们的损失与胜利来比较，那我们所付的代价是过份大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