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对基督教的誓言（第3/6页）

雍正帝登基之后形势大变。像其他方面一样，宗教政策也从放任转向干涉。于是，一切外来宗教不得不一时隐藏起来，因为压迫和迫害的时代到来了。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无论在教义方面，还是在实际方面，自然有与本土的中国思想和习惯差异显著、性质迥异的内容。君主想要在中国式的理念之上建立并施行中国式的独裁政治，基督教就无论如何都难逃被视为障碍物的命运。特别是基督教承认女性的人格，将她们当作完完全全的信徒对待，让她们自由出入教堂，这与中国的旧思想相冲突。这个问题不仅发生在基督教上，佛教也蒙受了同样的责难，以至于妇女参拜佛寺的行为屡屡在法律上被禁止。男女混杂进行祈祷、聆听布道，无疑动摇了中国圣人所教诲的“男女有别”。教徒互相帮助，意味着组织结社，若是任其发展，就可能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古来便有的、经常成为叛乱中坚力量的邪教性质的秘密结社组织。人民任意结社，比起国家法律更看重宗派教义，比起尊重天子更尊重教主，为了宗教舍弃性命在所不惜。若是这样的话，便侵犯了君主的大权，与独裁制水火不容。

早在雍正元年，以福建发生的官员迫害基督教徒事件为开端，雍正帝发出一道敕令，命令全国的西洋传教士集中于北京侍奉朝廷，否则就经由葡萄牙管治的澳门离开中国。西洋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因此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另外，这一敕令还命令从前误入基督教的教徒改过自新，尤其是作为知识阶层的读书人应当率先响应号召。翌年，即雍正二年，雍正帝颁布了可以被称为清朝教育敕语的《圣谕广训》——这是对其父康熙帝颁布的关于人民须知的圣谕十六条的详细讲解，其中将基督教列为异端，并训诫被基督教诱惑的人绝不能忘记作为人民的本分。但是雍正帝并没有将基督教视为那么危险的邪教，如果教徒表面上表示放弃信仰，他便不打算深究。但棘手的是基督教徒们恪守不可说谎的信条，特别是他们笃信在受到压迫和迫害之时，言不由衷地表示放弃信仰的怯懦行为最为可耻。因此，各地出现了凄惨的殉教事件，苏努一家也是如此。

康熙帝既然曾经一度敕准信仰自由，朝廷有时便对一般民众信教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对于作为清朝的心腹大臣的满洲军人，以及士大夫、读书人等不能听之任之。苏努一家是基督教徒一事在之前审判的时候已经明了，现在雍正帝发布的放弃信仰的敕令正逐渐在地方推行，苏努一家不得不再一次接受朝廷的审判。

苏努一家十四岁以上的男子被传唤到右卫城里，被命令宣布放弃信仰，但是无人回应。右卫将军惊讶之余只得将作为一家之主的苏努的第三子若望·苏尔金拘留，暂且让其他人返回新堡子。第十一子方济各·库尔陈自己要求与其兄一同被拘禁。

听到这一消息，他们的家眷们共同商议，决定制作家族内的基督教徒的名单呈给将军。这里面甚至包括了几乎所有女婢。六位妇女作为代表到将军衙署自首，让官员们不知所措：

妇道人家，不晓道理，惟愿各自听随夫君命运。

她们毫无推诿逃脱之意。苏努的孙辈中又有五个八岁以上的男孩到官署自首，呈报自己是基督教徒：

没有规定说必须到十四岁才能兑现对基督的誓言。

右卫将军等对如何处置他们感到为难，一边将此事上奏朝廷，一边将年长的若望和方济各送往北京，交由最高审判会议裁夺。

其间被监禁于北京的类思·勒什亨与若瑟·乌尔陈兄弟也同样被逼迫放弃信仰。但二人固不从命，若瑟尤其坚强不屈。最初受雍正帝的密旨，三阿哥以及其他大臣将若瑟拖出监牢，威逼利诱其放弃信仰，但若瑟丝毫不为所动：

我曾发誓如侍奉天子一般信奉神，成为基督教徒，若如此行为激怒天子，我万死不辞，但绝不可能改变我的誓言。

大臣们无计可施，将若瑟的话原封不动地上奏雍正帝，并奏请对他处以重刑。但雍正帝命令他们再次与若瑟见面，让他改过自新。这次列席官员人数众多，于是将附近的佛寺充当了临时法庭。若瑟的仆人听说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认为最终到了不得不为主人收尸的时候了，带着席子冲到了佛寺门前。万幸的是到了傍晚，若瑟再次平安无事地被送回了监狱。这一日他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信仰，并继续顽强地拒绝了大臣们的劝告。雍正帝听闻此事，召来总理事务王大臣马齐，说：

命令将伊即刻处死虽然容易，但不能说是至善之政。须让有罪之人意识到自己的过失。由于尔等审讯拙劣，最终被伊等愚弄。你再去一次，这次这样说：无论是满族人、汉人、蒙古人还是西洋人，当作神明加以崇拜的对象都是同样的天，只是不同的国民崇拜仪式各不相同罢了。朕并非意欲禁止伊崇拜天帝，惟因伊乃满族人，欲令其依照满洲仪式崇拜而已。惟念伊抛却祖宗传统而依西洋人之仪式，此乃大谬，并无他意。以错误的仪式崇拜天，反而是对天的侮辱。朕因此命伊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