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走向第二次美国革命（第7/16页）

后人可能夸大了史密斯和莫里斯的先见之明。事实上，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赴美考察，也得出了当时的联邦政府弱于各州政府的结论。他指出，美国“联邦这样一个庞大的联合体却并不能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主义的对象”，而各州则“具有范围明确的地域，有财产、家庭、遗风、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理想”。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爱国主义“仍然针对各州，还不会延及联邦”[15]。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1860年就得到了验证——那一年，美国遭遇了联邦解体的危机。而华盛顿提出的警告似乎并未引起美国民众的注意。在他离职时，美国还是以农村人口为主，与杰斐逊通过发展农业维持道德和物质生活稳定的观点相符。当时的人口也以年轻人为主，18世纪晚期时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不到16岁。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至少有一些革命一代的子女活到了看着自己的民族传承解体的一天。联邦党人曾经坚信扩张能够保障美国的未来，但到了18世纪中期，扩张似乎即将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

1796年，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这次选举的特殊之处在于，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来自不同党派。相比之下，北部各州主要支持亚当斯、西南各州偏向支持杰斐逊的这种地区性差异在后来形成一种模式，在如今来看已不算罕见。在美国许多的结社组织之中，政治党派成为最主要、最有势力的一种组织，导致许多州内冲突上演到国家层面，国家冲突也蔓延到下属各州。反对党得到政治结社的支持，又有许多新增的党媒出版渠道，从而开始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1796年大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则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1824年之前最后一次由南部地区——确切说，是弗吉尼亚——以外的人执政。约翰·亚当斯和1824年当选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不仅都来自马萨诸塞，并且还是父子关系。一直到1828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成功当选，才终于有了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地区之外的人出任总统。

亚当斯在任期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停滞不前。在此期间，某些方面的发展仍在继续，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者说是一个世纪里，这些发展愈加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发展则直接走到了尽头。1800年亚当斯离职、杰斐逊继任之时，联邦党已经磨损不堪。1799年华盛顿的逝世让他们失去了最有力也最受欢迎的标杆，联邦党内剩下的只是一群明显蔑视“人民”的政客，难以在未来的民选中获得成功。美国人更喜欢杰斐逊将他们视作独立、勤勉的农民，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正是如此。

1798—1800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冲突，这让联邦党得以最大限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打着保卫家园、抵御外来危险的旗号，攻击国内的政治对手。这种通过宣扬恐惧来扩大党派影响力的做法并没有给联邦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从长期来看，也给其他人造成了许多伤害。1798年的《敌对外侨法》、《惩治叛乱法》和《归化法》虽然据称是为保护美国而颁布，但其主要目的却是想要剥夺共和党的投票权。尤其是《惩治叛乱法》，规定可以驱逐任何被认为“危害美国和平与安全”的人，而对于这种人的界定就很可能仅仅是“批判政府的人”。对此，共和党援引了《权利法案》来反对联邦党制定的法案。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也通过了反对联邦党法案的决议案（又称《两案》），指出只有各州和其人民才有权决定某一出版物和言论是否违反公众，但这种表述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莫里斯之前指出的那样，州权问题确实会成为美国的祸根。不过，在州权问题之外，美国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这难题就在近海地区。

尽管华盛顿强调过美国要避开一切外交纠葛——在外交层面上美国也基本做到了——但事实上，这个新国家想要发展，就不能与欧洲脱离干系，也无法远离那些影响着大西洋世界，尤其是最邻近美国的其他地区的力量。这其中最强大的力量正与蓄奴相关。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宪法已经规定停止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不过，许多美国人对此毫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也从不打算蓄奴。但那些对此关心的人却非常关心，并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关心。

1791年，黑人领袖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Franç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在圣多曼格岛领导奴隶起义。1804年，其属下宣布成立海地国。对美国的奴隶主而言，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海地革命长达13年的血战向美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让美国认识到奴隶制正在日益遭到废奴主义者（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和奴隶的抨击，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奴隶社会注定是一个危险之举。圣多曼格岛的事件和19世纪早期加勒比其他地区的事件——巴巴多斯复活节起义（1816年）和德梅拉拉起义（1823年）——让美国的奴隶主心神不宁，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社会中的奴隶制也可能遭到暴力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