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亚的大半岛（第4/6页）

中国人占领了西部的高山地区之后，又开始慢慢向东部扩展。汹涌的黄河激流携带着数百万吨黄泥，沉积到下游平原，使那里的土地变得更加肥沃，足以养活不断膨胀的人口。随着黄河的变迁，中国人也跟着迁徙，在公元前2000年（罗马出现的15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到达长江流域，他们的帝国中心也开始从黄河流域慢慢转移到东部大平原上。

公元前6世纪至前3世纪，中国出现了三位伟大的道德大师：孔子、孟子和老子。这三位圣人出现之前，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当然，身为造物力量的渊源，大自然理应受到膜拜，尤其是那些完全靠天吃饭的人，对大自然更是顶礼膜拜，绝不敢产生一丝一毫的不敬。孔子、孟子和老子与耶稣、释迦牟尼以及穆罕默德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并不是宗教创始人。

首先，他们的道德教义是建立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基础之上，认为人并非天生就是大智大勇的人，只是凡夫俗子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勤奋好学，谦虚谨慎，认真聆听长者与智者的教诲，肯定会有所作为的。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看，这三个人所宣扬的观点是过于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唯物主义思想。他们都没有宣扬过人以善报恶或者逆来顺受之类的思想，他们不相信凡夫俗子会有这样的高尚情操以至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而且他们自己也在怀疑，这样的行为准则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所以，他们说，恶人自有恶报，好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到忠信仁义，尊崇先人。

这三位中国哲学家所宣扬的道德思想内容不多，而且每一位都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我并不是说这种道德体系比我们的好，或者不好，但这种思想的确具有某些非常明显的优点，它至少使这个讲数种方言（中国北方人与南方人交流就如瑞士人与意大利人交流一样困难）、生活在各式各样环境中的4亿中国人能够拥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人生荣辱沉浮的达观态度，也就是一种实际的人生哲学。正是这种哲学态度支撑着无数境遇悲惨的下层人民承受很大的劳苦，走完自己的一生，而如果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面对同样的磨难，就会垮掉或者自杀了事。

孔子、老子和孟子的这些朴素的哲学思想，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如果你不信，你可以看一下中国人4000年的同化奇迹。这种同化奇迹是非常反常和难以置信的。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被一个更大的帝国——蒙古大帝国吞并，这个大帝国的疆域辽阔广大，东起太平洋，西抵波罗的海，但是这些蒙古帝王却都和忽必烈一个下场，最后都被同化成汉人。蒙古王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中国最后一个汉家王朝——明朝（1368—1644年）。后来，这个王朝又被满洲一个鞑靼国王推翻，建起了大清帝国。虽然当时的满洲统治者征服了汉人，强迫汉人留起了辫子，剃光了前面的头发，以作为对满族人的屈服。但是，他们仍然被同化得比汉人还更像汉人。

自从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就天下太平了。大清王朝只需把海港守住以防范西方的外国侵略者，便可高枕无忧。于是，中国的文明进程终于有了一时的静息，但是它一旦停歇下来，整个国家就立即失去了活力，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僵化保守。它的政治专制比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政治体制还严厉，文学被冻结了，甚至那曾经无与伦比的科学也不再发展，如果还有人发明什么新玩意儿，他立即就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中国无可比拟的艺术也墨守成规，就像古老的拜占庭镶嵌画一样，开始流于形式。中国完全与世隔绝了，他们没有机会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闭关锁国的民族总是夜郎自大、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天下无敌的，认为他们的艺术也是人类一切艺术中最精彩绝伦的，还认为他们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也远远比别国优越，如果拿外国作标准来衡量中国，简直是荒唐透顶。然而，所有试图排外的国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不幸。

自16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才允许少数几个“洋鬼子”进入太平洋沿岸的几个贸易港口城市。这些主要来自葡萄牙、英国和荷兰的不幸的“洋鬼子”在这里的社会地位很低，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如同刚好与弗吉尼亚州早期殖民者的后裔搭乘同一条船的黑人医生。

英国人在1816年派阿默斯特勋爵（他在1817年去圣赫勒拿岛拜访过拿破仑）来觐见天子，希望中国天子对英国商人给予庇护，改善他们在广州的待遇。阿默斯特勋爵被告知，他能否上朝觐见天子决定于他是否愿意在御殿前磕头。所谓“磕头”，讲文雅一点儿，就是“在皇帝的宫殿中，以头三次触地”。这对一个荷兰船长来说是办得到的，因为他明白，只要他在皇帝面前磕了头，他就能把大量的茶叶和香料带回去，一生享用不尽。但是，阿默斯特不是船长，他是英国国王的代表，于是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他甚至连北京的城门都没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