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15/22页）

“王”的象形字体在甲骨文直至金文中，“王”是一个象形字，象征“斧钺之形”。而“斧钺”则是杀戮的象征，它对外代表军事征服，对内代表刑罚。事实上，直到周代，王宫里最重要的陈设物还是“斧钺”，《仪礼·觐礼》中就说：“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在上古国王贵族的大墓中，玉钺做为权力的象征，是不可缺少的陪葬品。“王”字的出现，证明王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韩非子》直截了当地说：“王者，能攻人者也。”

通过“斧钺”这个形象，“王”字又与“父”字建立了微妙的联系。“父”乃斧之初字，“斧”最初曾是父权的象征。通过“斧钺”之形，王权与父权接通了。事实上，“王”这个字在诞生不久就被用于尊崇先祖。“父之考为王父。加王者尊也。”

为了给权力的暴力内核穿上一层华贵的外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不把自己的地位与上天联系起来。夏启发布讨伐令时，就打着上天的幌子，他说：“予曾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就是说，有扈氏不遵天命，反抗王权，上天命我剿灭他们，我今天要代天行罚。商汤攻灭夏桀的时候，也宣称是遵循天命而为：“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是我敢于犯上作乱，而是因为夏王多罪，上天命我杀掉他。

到了周朝，国王们终于建立了和上天的血缘联系，周王径直宣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并且是长子（元子）。《周书·召告》：“皇天上帝，改服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周人之王认为受着上帝的特殊保护，受命于天，因而才打败了殷人，君临天下。

宣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这不仅仅是虚荣心作怪，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政治的现实需要。通过这种形式，王实现了对一切权力的垄断：不仅是世俗权力，而且包括神权。“国之大事，惟祭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把自己打扮成天子，垄断与上天交流的权力，是“王”控制天下人精神的重要手段：唯一可以令中国天子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专制者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

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集体当中。从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国家，随着集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个人被维系集体的血缘绳索捆绑得越来越紧。到西周时期，这种控制达到了顶峰。

西周社会是一个完全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族社会，在分封制的组织下，西周社会就是一个大宗族套小宗族的连环套组织。每个宗族其实就是一个小小“国家”，在内部实行“高度自治”。在宗族之内，祖先的嫡系长子世袭“宗子”之位，《礼记·大传》说：“尊祖故敬宗。”“宗子”是全体族人敬奉的对象，在家族之中，他就如同皇帝在帝国之中，或者国王在王国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说一不二的权力。正是因此，在铜器铭文中他干脆被尊称为宗君。

“宗君”的权力具体来说有这样几种，一是有权主持祭祀。祭祀祖先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只有身为嫡长的宗子才能主祭，正如同只有“天子”才能祭天一样。第二，有权掌管本宗的财产。在西周社会，宗族内部是实行“血缘共产主义”的。每一个宗族都是土地公有，公有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井田制”。同宗兄弟“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仪礼·丧服》），就是说，宗族之内财产公有，谁家有富余，就缴公，谁家不够用，就从公家领取。负责收其有余，资其不足，以通有无的，正是宗子。

《礼记·内则》说：旁系子孙“虽然贵富，不敢以贵富之态进入宗子之家。虽然拥有众多车徒，也要舍之于门外，以寡约之态进门。子弟拥有上好的衣服、裘衾、车马，则必贡献最好的部分给族长，尔后才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可见宗族成员中有的人即使实际上比宗子更为富有，但是他们在衣服、器用、车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过宗子。这导致了中国特色的聚敛方式，即“先贵而后富”：越是嫡长，在血缘谱系上地位越尊贵，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所以，宗族社会中的上层人物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必然倾向于强化宗法制度，获得更多攫取财富和权力的机会。这就奠定了中国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的传统。第三，宗子对宗族成员有惩罚权甚至生杀之权。《左传·成公三年》记载，在郫之战中被楚军俘虏的晋国贵族知，被释归国前对楚共王说自己回国后如被晋君处死，死了也光荣，如得到晋君的赦免，而由自己的父亲荀首“以戮于宗”，死了也很光荣。这说明宗子有权处死宗族成员。《左传·定公十三年》载，晋国贵族赵孟有一次与其小宗邯郸午发生矛盾，于是“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遂杀午”。可见那个时候，大宗宗子一怒，确可对小宗之人要召就召，要杀就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