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六章 淳朴未泯的“汉人”（第2/3页）

当然，这只是汉代知识界风貌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汉代毕竟去古不远，风气未凿。独尊儒术只是一个模糊的口号，更为明确、精致、有效地控制知识分子的技术，比如科举制，还没有发明出来。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灭。因此，汉代知识分子身上还残存着“春秋之风”：单纯朴直，好面子，重名誉。

汉代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官员的高自杀率。许多官员获罪被关进监狱后，都会选择自裁，原因是“义不受刑”，不愿意下狱受小吏之辱。

西汉的盖宽饶个性刚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关进监狱，盖宽饶一听，拔出佩刀，在北阙之下，自刭而死，一时震动朝野。（“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汉元帝时的著名经学家萧望之想打击外戚势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们劝他先忍一时，等皇帝怒气过了，也许还可以东山再起。他说，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横下心来，将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张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在车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后的体面……

汉代甚至还出现过“决斗”之风。西汉末年的周党，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个乡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到长安求学，读到《春秋》中的“复仇之义”，激起胸中往事，便缀学回乡，约乡佐决斗。周党很有风度，让乡佐先动手。决斗的结果是白面书生打不过身强力壮的乡佐，流血过多，昏倒在地。乡佐服其勇气，雇车把他迎回自己家中，亲自伺候，直到他苏醒。（周党……至长安游学。初，乡佐发党徭道，尝众中辱党父，党怀之。后读《春秋》，闻复仇之义，便极讲而还，与乡佐克日交刃。乡佐多从兵往，使乡佐先拔刀，然后与相击。党为其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勇，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这一故事听起来更像是发生在春秋时代。清代学者赵翼因此评价汉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

东汉的读书人还开了中国历史上“学潮”之先河。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执政，朝政极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为人刚直，公元153年，他因为反抗宦官，遭到残酷打击报复。刘陶奋然拍案而起，率领数千名太学生“闹学潮”，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书。头一次遇到学潮，皇帝一时摸不到头脑，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诬陷皇甫规，又一次激怒了太学生。张凤又率三百多太学生再次闹学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规。

东汉末期的“党人事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知识分子骨头太硬，东汉宦官兴起了两次迫害士人的“党锢之祸”。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知识分子反对派，也就是“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抓捕二百余人。将“党人”的领袖李膺“禁锢终身”。但这并没有吓倒读书人，李膺被罢后，威信更高，被士人列为当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打击。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员，拘捕了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虽然政治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汉代知识分子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毕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汉代士人虽然在思想领域没有什么创造和开拓，却用鲜血和生命为自己筑起了流传万世的纪念碑。徐复观说：“东汉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历史中能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贫富贵贱安危于不顾，绳绳相继，在政治极端黑暗中，做出各种不屈抗争的节义、名节之士。”

不过，汉代知识分子反复抗争最后归于失败的遭遇也告诉了后代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理想与权力斗争，最后胜利的永远是权力而不是理想。这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十分微妙而深远的影响。在两次党锢之祸后，其他朝代极少再出现过汉代那样知识分子的集体抗议行动。

汉代的专制之网还远没有后世那样严密。汉王朝一方面提供了数百年的和平时期，使人性不至于在极端残酷中迅速恶化。另一方面，汉代统治技术的粗糙，给社会各阶层以巨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间。生活在汉代的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质拙单纯。

汉代仍然尚武。

对人体美的欣赏可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汉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须浓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体现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面。西汉人王商高八尺余，“身体鸿大”；东汉人虞延“长八尺六寸，腰带十围”。这都是美男子的样板。女性美的一个要件也是身材高挑丰满，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上贵族妇女大都身形高大丰腴，与身边的侍女形成鲜明对照。